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及《硬骨头和软骨头》等杂文，被当时中央社会部长康生上升为政治问题，随着又居心险恶地给王实味罗织捏造了“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反革命托派分子”的罪名，最后又由他口头发话，于1947年1月，将王实味在山西兴县枪决。这是一起莫大的冤假错案，制造这起冤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康生。当时处死王实味的晋绥地区归贺龙管辖，所以有人认定是贺龙下的命令。
但王实味到底是谁下令杀害的，一直是个谜。为了弄清这一点，一位叫徐文青的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最后发现贺龙为此事背了多年的黑锅。当时，由于敌机轰炸当地看守所，看守所要转移，遂向康生和另一个社会部的领导请示怎么处理王实味。康生指示将王就地枪决；也有材料说晋绥公安局提出要将王处死，康生和另一位领导只是批准而已，但此事与贺龙无关却是真的。正是有了徐文青这样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员，王实味的冤案在近半个世纪后得以平反；王实味的死因到今天才得以水落石出，贺龙也不必再蒙受不白之冤。
一幕催人泪下的悲剧。但愿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王实味被处决后第二年，毛泽东才知道，当时发了脾气，并气愤地说：“赔我一个王实味!”1948年8月，李克农担任了中央社会部部长（此时康生已离任）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写了书面报告，对处决王实味的错误问题主动承担了责任。李克农为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在报告中只字未涉及康生，而康生装作一无所知，没说一句担负责任的话。
王实味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县。4岁丧母，6岁上小学，13岁小学毕业（当时小学7年制），17岁中学毕业（中学四年制）。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厚，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年轻的王实味，爱憎分明，追求真理，追求光明，钦敬和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于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由于王实味个性强，脾气拗，敢直言，常和党支部书记闹意见，敢争吵，于是被党支部书记开除了党籍。后来又经过他再三努力，于1937年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给康生造下口实，说他是托派分子。
刘萤和王实味相知相识，又经过一年多的接触，她深感实味是个坚信共产主义、是非分明的好青年，他们相互了解，加深了友谊，终于1930年1月结为夫妻。这期间，他在上海笔耕甚勤，发表许多评论文章和短篇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小长儿和荔枝罐头》、《杨五奶奶》和中篇小说《休息》，曾受到胡适和徐志摩的重视和赞许。当时王实味革命热情很高，焕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经常与杜宏远等人在一起忙于救亡工作（杜原是北大党支部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王实味和妻子刘萤一致认为应该马上到延安去，因延安是他们向往已久的地方，那是革命的摇篮，是抗战的策源地。当他们决定去延安时，妻子刘萤已是孕妇，一个孕妇再领两个孩子，当时路途险恶如何去得延安?于是刘萤决定打胎。吃了两副药都不见效，怎么办呢?经过商量，决定让王实味先去延安，刘萤暂时回长沙娘家。在长沙设法住院或手术，那里有家人照顾，可以较好地休息，等身体恢复后再去延安。于是1937年9月，王实味送妻子和孩子到郑州，之后，由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长沙，王实味于当年10月去了延安。
王实味到了延安，不断给妻子写信，一是问打胎情况，二是问何时去延安?刘萤在长沙吃了几剂药仍不见效，情况异常。幸亏嫂子张罗，安排在德国一家医院做了手术，取出死胎，总算没丢掉性命，但身体虚弱，此时，日寇已渐向武汉推进，再经铁路去陕西已不可能，只好在长沙住下。
1938年7月，日寇大举进攻武汉，长沙百姓也开始逃难，刘萤和姑母拖儿带女逃到了湖南桃园县。此时王实味的信由刘萤在省立四师教书的同学余书云转给她（省立四师也在桃园），1938年10月，省立四师迁往辰溪，此时，刘萤想去延安，结果延安没去成，与余书云也失去联系，从此，刘萤与王实味断绝了音信。
1940年，经友人来信要她经重庆去延安，并说到了重庆孩子由她安置在保育院，并寄来130元钱给她当路费。她带着孩子经水路到了常雅，但因宜昌失守，水路不通。她们又从陆路到了沅陵，此时她手中的钱所剩无几，无奈只好由在桃园居住的一个邻居介绍，来到了沅沣县沅沣中学任教，直到1947年底才回到长沙。
1948年开始，刘萤在长沙市郊云峰中学教书。1949年2月参加党的地下工作，担任了联络员。1949年8月，长沙解放了，他们的女儿和儿子分别念高中和初中，她们看到解放军入城的队伍，禁不住流下了喜悦的泪水。中国绝大部分地区解放了，刘萤和孩子们以为很快就可以看到爸爸了，特别是刘萤以为天天盼望全家团聚的日子就要到了，可她怎么也没想到全家的团聚已不可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