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埃德加·斯诺曾于1960年访问北京，他问毛泽东对中国的长远规划是什么。“不晓得。”这就是毛泽东难尽如人意的回答。“您太谨慎了。”斯诺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坚持道：“这不是什么谨慎，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经验呀。”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会议正式批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迫于政治和经济的现实，自1961年起，毛泽东带着满腹狐疑开始让步退却了。刘少奇、邓小平二人强调政治秩序和经济效益符合时代趋势。刘、邓并没有同毛泽东正面冲突，只是沿着自己注重实际的道路加快了步伐，并且自然而然地扩大了权力。毛泽东对他们没有作出什么决定性的阻止。
身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在1961年至1966年期间仅召集过一次中央委员会！在政治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现象，人们对毛泽东总是敬而远之。他很少接见外国人，也不再深人群众。
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有一种对北京的不满情绪，毛泽东闻出了其中酸溜溜的气味。在1962年的一次会议上，他曾直截了当地讲述他听到的一个故事：一个刻薄的广东人说，“当火车向南开时.它的隆隆声似乎在说：‘前途光明，前途光明，前途光明。’但向北开时(去北京)，它似乎在说：‘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没有希望。”
从后来批判邓小平的材料中不难看出当时政治局势的变化：邓小平在60年代初“见到毛主席时以平等身份自居，不拘礼节”。新闻宣传对毛泽东的崇拜也在消退。阅读党的刊物《红旗》杂志，读上一个小时也很难找到毛泽东的语录，甚至毛泽东的名字。
人民公社实际上已解体为大队，农村的黑市也开始合法化。
工厂中厂长负责制又复活了。偏离党的工作方法的倾向已经出现。1957年被作为毒草连根拔掉的知识分子又在刘少奇、邓小平的权势庭院中找到了新的土壤。经济在这种氛围中稳步增长。毛泽东无法否认，当时他也的确未打算否认这一事实。
毛泽东并未把作为经济政策的“大跃进”视为失败，并且他仍然相信“大跃进”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基于这一理由他拒绝向许多客人承认经济失败。假如错误的源头与他相关，他就会阻塞通向真理之路。
毛泽东接受了退却，以作为机变的目的，这从他的巧妙的辩护中可以找到它的脚注。他亲切地说：“大家都是好同志嘛！”接着他以一位接受荒唐结局的人的口吻补充了一句话：“一个人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
1961年初，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说：“肥猪只有在栏里才能养出来。”一句话，就是要整顿。建筑师不应该总是把时间用在修补上，现在该考虑怎样利用猪栏了。
毛泽东对那些不肯让步、甚至有些严厉的与会者说：“我们凡事都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照搬照抄不懂的东西。而这样说的人就曾试图这样做。
“我是个中间派。”他这样讲，可他自己对此也未必相信。
消除个人崇拜？可是它好比一个针眼，1956年以来中国所有的政治丝线都须从中穿过。毛泽东觉得，他自己的意志就是那一时代中国道路的具体化，他感到自己能超出常规，跨越其社会构造。但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人相信规则之书，已看出在这块有着6.5亿人口的土地上消除组织结构绝非安全之道。
毛泽东后来在指责刘少奇和倔强的邓小平时曾说：“他们把我当作亡人。”平时，带着诚恳的目光听毛泽东的指示，向毛泽东点头称是，对他的讲话热烈鼓掌，可就是不去贯彻他的指示。
他们常常“忘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开会时，他们总是坐得远远的，避免毛泽东那令人难料的询问或是尖刻的教训。
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写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剧本《海瑞罢官》。该剧本说的是明朝的一个忠臣因直谏而被皇帝罢官的故事。
北京的一位专栏作家写了一则故事，讲的是一个才能平平的运动员，在一次幻觉中竟吹嘘自己打破了奥林匹克跳远纪录。
这同一杆笔还写了一篇《专治健忘症》。作者勾画了一个健忘症患者——没有说出名字——他忘性极大，自己刚刚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因而变得喜怒无常。
所有这些伊索寓言一类的文章是在中国提出不同意见的典型方式，但这是够大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