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时，我在公安部工作，奉命作为访美先遣组的负责人，先期赴美进行安排。随后又以特别助理（负责安全事务）的身份随邓小平访问了美国。在庄严隆重的外交活动和热烈友好的欢呼声里，部分反华势力也蠢蠢欲动，秘密进行暗害活动，妄图制造事端。中美双方安全警卫人员为保证邓小平的安全和访问的成功，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和艰辛的努力。这是一场紧张和尖锐的斗争。
“蒋方人员”策划收买枪手
邓小平访美是历史性的。美国官方竭力宣传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强调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历史意义的事件之一”。国际舆论也认为，这是“战后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促进亚洲与世界和平的里程碑”。
然而，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对台湾国民党当局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国内一小撮反华势力也是不能容忍，不肯甘心的。据有关方面的情报：
——台湾一高级特务称要在邓小平访美时“给一点颜色看看”；
——在美国的“蒋方人员”正策划收买“意大利枪手”，企图暗害邓小平；
——美国一个极左组织扬言，“要做一些使邓小平永远难忘的事”；
——旅美的亲蒋组织和台独势力准备收买流氓打手，并胁迫一些台湾留学生和侨民在华盛顿等地组织“游行示威”，进行挑衅。
对于邓小平访美期间的安全问题，中共中央一开始就给以极大关注。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务院副总理耿飚、方毅、陈慕华和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黄华、韩会龙、伍修权、朱穆之、罗青长等以及中央警卫局的负责干部开了几次会，研究有关情况和应对措施。大家一致的看法是：敌情严重，切不可掉以轻心。
对于台湾特务机关的破坏活动，我们也曾有过血的教训。1955年万隆会议时，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航机空中爆炸事件，就是他们收买香港启德机场场地工人安放的定时炸弹，企图杀害赴会的周恩来总理，幸亏周总理没有乘坐这架飞机，但我参加会议的部分工作人员和去万隆采访的新闻记者却不幸遇难，损失惨重。1964年，台湾特务机关又阴谋乘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制造爆炸事件，谋杀刘少奇和西哈努克亲王。这是一起未遂事件，在中柬双方合作下，人证俱获。现在警报又来了。一种可能是故意放风恐吓，另一种是确有谋划和行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必须立足于第二种可能，采取万无一失的安全措施。这是当时的决断。
美国社会情况复杂，治安秩序不好，是人所共知的。美国有2亿人口，民间就有1. 5亿支枪，每2分钟要响一枪，每24分钟就要打死一个人。美国暗杀政治人物案件之多，更是怵目惊心，历届总统中就有林肯、肯尼迪等四人遇刺身亡，罗斯福、杜鲁门和福特等五人遇刺幸免于难。暗杀重要政界人士的罪案也屡有发生，1968年4月，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遭枪杀身亡就是一起震动美国社会的突发事件。我们与美国隔绝多年，对于他们安全警卫工作的情况知之甚少，这些都增加了人们的焦虑和不安。
在一次会议上，耿飚开门见山提出了问题。他说：邓小平的安危就是国家的安危，遇有情况，别人遇难可以，万万不能有他，一定要绝对保证安全。访美的活动安排，不仅要考虑工作需要，还要考虑安全，不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
在此情况下，中央常委决定派先遣组先期赴美进行安排。
先遣组赴美事先部署安保，美方表示对安全负责
1979年1月6日，外交部部长黄华将常委决定通知了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赵苍璧，由我负责安全事务随邓小平出访，并先期去美打前站。
先遣组的组成人员有：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卫永清和专员唐龙彬，新闻司专员姚伟，中央警卫局处长滕和松，连我6人。中央电视台也派出陈汉元等三人与先遣组一同赴美为摄制和播送电视节目作安排，到美后单独活动。
先遣组行前，对安全警卫有一个设想，要点是：第一，根据邓副总理的指示，在美访问期间的安全责任必须由美方承担；第二，近身的安全警卫不能借手他人，由我们随行的警卫人员严密部署，并争取美方的合作；第三，安全警卫工作要与外交礼宾活动安排紧密结合。
1月12日早晨，先遣组一行离开北京踏上了去美的旅途。途经东京、纽约，于当地时间1月12日晚到达华盛顿。先遣组受到我驻美联络处主任柴泽民等的热情接待。当晚就在柴的主持下，使馆党委和先遣组一起开会，传达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关于确保小平同志安全访问的重要指示，研究了有关情况。
据我驻美联络处的了解，在华盛顿和其他将去访问的城市，“蒋帮”和“台独”组织的“游行示威”已得到政府批准。美国内政部国家公园服务处已发给“蒋帮”和“台独”组织许可证，许可自1月29日10时至18时在拉斐特公园和我联络处前“游行示威”。“蒋帮”扬言参加者将有2万人，我们估计可能有3至4千人。另有消息说，“蒋帮”已拨发经费，收买流氓打手；不少“蒋帮”分子纷纷“南下”和“西行”（即南去亚特兰大和休斯敦，西去洛杉矶和西雅图，都是小平同志和方毅副总理将要访问的地方）纠集队伍；旅美亲蒋组织在纽约还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