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裕与彭德怀。彭德怀是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1952年7月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粟裕对彭德怀的战功和为人是非常钦佩的。粟裕1951年11月2日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1954年10月提任总参谋长。在军委副主席彭德怀的领导下工作，对彭是非常尊重的，对彭的指示决定，都认真贯彻执行。
粟裕与聂荣臻。1951年11月，粟裕奉命调任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是代总参谋长。在聂代总长领导下，粟裕分管海、空军和特种兵及作战训练等工作，协助聂代总长做好本职工作，对聂代总长是非常尊重的，工作相处是很融洽的。
所谓的告阴状，是说粟裕向毛主席写检讨报告的事。粟裕到总参报到后，晋见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毛主席指示粟裕，每半月要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遵旨照办。聂代总长关心爱护毛主席等领导工作太忙，交代粟裕副总长、作战部长张震不要事无巨细每次报告，干扰他们的工作。这样，粟裕执行向毛泽东直接汇报的规定就不像原来那么严格了，总部给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报告也少了。1952年7月，毛主席召集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副主席和聂代总长、粟裕副总长及作战部长张震等开会。毛主席说：以前我能看到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见不到了。党、政、民系统的东西很多，一桌子菜都吃不完，军事系统却看不到，干饿。作战部长张震把报告少一事自己承担起来，说:主席工作很忙，为了不干扰主席工作，就未送。主席很生气，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情见"张震回忆录"上册507、508页)。粟裕感到自己作为副总长、总参领导人之一，没有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自己有责任，也没有执行好每半月向主席汇报一次工作的要求，于是写了一份检讨报告，检讨了未向毛主席按时报告的错误，并写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他教育很大。毛主席看到粟裕的检讨报告，在报告上批了“这个报告很好”，而且肯定了粟裕来总参后的工作，同时对聂荣臻又做了批评。对此有人说，粟裕告阴状，使聂代总长又受到了批评。这件事，粟裕无论是从本职工作，还是从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毛主席直接写检讨报告都是可以的，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符合组织原则的。粟裕的为人，从来没有在人背后搞过鬼，也没有任何两面派的行为。粟裕写检讨报告是检讨自己的问题，根本想不到聂代总长会又受到毛主席的批评，。这怎么能说成是告阴状呢？
陈毅与粟裕。陈毅是粟裕的老首长。从南昌起义南下潮汕失败后，到湘南，参与创建井冈山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粟裕一直在陈毅直接领导或间接领导下战斗工作，对陈毅是非常尊重的，对陈毅的指示决定都认真贯彻执行，一直相处很好。解放战争初期，陈毅是新四军军长、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山东野战军司令兼政委，粟裕是华中军区副司令、华中野战军司令。陈毅率山东野战军南下淮海作战，粟裕率华中野战军在苏中前线作战，归陈毅统一指挥。两淮失守后，陈、粟之间对战役进行和战局发展有些不同看法。1946年9月，在涟水县陈师庵召开华中野战军团以上主官干部会议，陈毅在会上总结了解放战争初期作战的经验教训后，并对今后作战作了指示，使到会同志统一了思想认识，很受教育。1946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陈毅负责全军的领导指挥，确定全军的大政方针，粟裕负责战役的组织指挥。粟裕在战前、战中都及时向陈毅请示报告。他们互相信任、密切协作，因此，每次战役都能取得胜利，仗越打越大，胜利亦越来越大。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是华野干部常说的佳话。
1947年7月分兵，中央军委决定，粟裕率第六纵队渡黄河进入鲁西南，统一指挥外线兵团六个纵队，陈毅留在山东进行作战指挥。粟裕认为一、四、六、三、八、十等六个纵队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陈毅是统帅，请求中央军委要陈毅一起南下指挥。中央军委考虑后，同意粟裕的请求，陈毅、粟裕一同南下，打了沙土集战役，歼敌整编72师，进入豫皖苏，进行外线作战。
1948年4月，党中央同意三个纵队不渡江南进时，毛主席对粟裕说：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工作，华野的工作由你担任。粟裕当即对毛主席说：陈毅是华东野战军的统帅，无论如何不能调走。毛主席说：中央已定，不能改变。粟裕又说：如果陈毅一定要调走，要保留陈毅华东野战军司令和政委职务。毛主席说：这很好，在陈毅不在期间，由你代司令兼政委。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陈毅曾明确表示：粟裕与我共处多年，应该说他对我是尊重的。
从上述说明，粟裕对陈毅不存在不尊重、不听指挥、搞不好关系的问题。
这些事实，说明粟裕不是一个反党反领导的个人主义者，而是一个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大公无私，淡泊名利地位，不居功自傲，不与人争权位的人；他三次让贤，足以说明他不是个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他待人接物谦虚谨慎，办事讲原则；他廉洁奉公，对人宽，、对己严，遵守制度，生活俭朴，是个正大光明、诚实、正派、正直的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1958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受到了错误的批判斗争。粟裕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一位领导对粟裕说：“你把在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蒙冤的事，在大会上说一说。”有些老战友甚至说：“你不好说，我们替你说。”粟裕说：“不要，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对人落井下石，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粟裕这种光明磊落、大度豁达，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崇高品德，这是我们应该很好向他学习的。
对于错误批判粟裕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本人早有认识。《彭德怀全传》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彭德怀在1959年因'为民鼓呼'蒙冤罢官谪居京郊吴家花园，回首往事曾十分感慨地对侄儿彭启超说:'我这个人一生犯过不少错误，1958年春夏的全军反教条主义，就是一个错误。开了两个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会议的方向不是反教条主义，后来主席讲了话，我才转向。现在回想起来，对刘伯承同志、粟裕同志、萧克等一批同志的批判和处理太过火，言过其实使他们受了委屈。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但我是会议主持人，我有错误啊'，'1958年让同志们受苦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不能走回头路的。拨乱反正以来，党纠正了大量历史上遗留的冤假错案，这些正确的决策，奠定了我们今天稳定、团结、和谐的基础。我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大好，国际地位也空前提高，也与此相关。全党、全军、全民一致决心维护当前这个大好局面。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团结就是大局，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作为老党员、老同志更应该珍惜当前局面来之不易，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响应中央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的号召，做维护全党全军团结的表率，做维护全民团结和谐局面的表率。拥护中央的决策，拥护中央军委的决策。历史的错误不容再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