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由于我国的外交工作人员疏忽而导致一场巨大的外交事故的发生，此事件被周恩来认为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特大外交丑闻。
1973年5月7日中午，中国驻希腊大使周XX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10多分钟的时间了，周XX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看到有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当时周XX因为过于匆忙，自己没有按照程序亲自将请帖过目。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的大使馆。图为1973年，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观看演出时的周恩来。
当时周XX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此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对以色列一直不予承认。美国记者便问周伯萍：“来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要承认以色列？”他问的是“这里”，因为读音相近被翻译错误地翻成“雅典”，周XX以为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图为1973年，北京机场，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周恩来。
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从罗马尼亚大使那里得知事件真相的周XX这才如梦初醒，他知道自己犯了大错：国际“反华势力”定会以此事大做文章，离间中国与政治盟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势同水火），为防止事态扩大，周大使向希腊外交部和各阿拉伯国家解释，此事件系工作失误所致，中国外交政策不变，不久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1970年8月，周恩来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
周XX回国后得知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说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在国务院此后召开的国务会议上，周恩来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本以为要倒大霉的周XX却没有栽倒。在关键时刻，毛泽东救了他。1973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党的十大上作政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