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由于希望摆脱紧张的精神压力，毛泽东有了新的举动，于是在8月中旬离开北京南下作了为期一月的旅行。在武汉、长沙、南昌及其他一些城市，毛泽东一路斥责他那个“无限忠诚”的接班人。有百余名武警随他的专列同行。
除掉林彪肯定要付出代价，毛泽东反复权衡了好几个月。他不得不小心谨慎行事。因此，他在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上首先瞄准已变成林彪的理论家、与林彪结盟的陈伯达，以切断林彪与极左派的联系。然后，在1970年12月和1971年4月的会议上，他把火力对准林彪周围的“大将们”。
对自己表面上的接班人，毛泽东似乎还对他“保护”甚至“挽救”。
在关键时刻军队内部的分裂，加之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使毛泽东取得了胜利。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来是一支自力更生的政治军队，依土地而生存。在50年代，这种情况有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掌了权，军队走上了苏联模式的专业化道路。这样，隔阂在北京与地方的军队领导之间产生了。
王牌军(特别是人数较少但力量正逐步壮大的空军和海军)像其他国家一样越来越现代化，而地方军队大多数仍由长征过来的泥土气较浓的老军人领导，他们仍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不大留心时髦的现代理论。
“文化大革命”意外地加剧了这种分化。
毛泽东曾鼓励林彪，使社会组织军事化，使军队组织政治化，而林彪在此过程中撤换了许多地方的军区司令员。到1971年初，毛泽东觉得有必要纠正这种状况，于是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成功地补救了这一错误。
周恩来和那些军区司令不像毛泽东和林彪那样紧紧抓住“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不放。他们联盟(极力反对“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从林彪那里拯救过来。因之周恩来有可能代表毛泽东取得反林彪的成功。
早先毛泽东提出过这样的口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现在他却冷淡地说：“这还不完全。”他又添了一句具有爆炸性的相反口号：“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不再是猴性“辩证法”再思考的实例。
不久，最后一个省的党委会宣告成立，这意味着将会剪断军队的翅膀。当党委在红卫兵的冲击中瘫痪时，解放军进入了政治舞台。现在他们又被要求放弃这个灿烂的政治舞台回到军营中去。
每逢毛泽东在国内关闭林彪的一道门时，就多打开了向美国的一道门。
在1971年4月，他召开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迫使林彪的亲信甚至林彪的夫人作检讨。同月内，他向华盛顿表示，仲夏时节美国官员的北京之路已畅通。其时，老挝危机已平静下来。
正当基辛格要跨越喜马拉雅山，中国新闻媒介突然发表大量文章，回顾党指挥枪的光荣传统。当全世界都看到基辛格出入毛泽东的国门、人们被震惊得还未清醒过来之时，一件与之对应的事为中国沉闷的建军节增添了色彩。林彪的盟友、文雅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发表了一篇讲话，其中攻击美国而只字未责苏联。
与此同时，毛泽东指示重新发表了他在1945年写的文章《论政策》。文章论证了当时他决定与蒋介石谈判的正确性，同时也含蓄地说明他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正确性。
然后，毛泽东通过视察南方的军事基地向林彪甩石头，他与温怒无言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有一场戏剧性的交锋。在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泽东冲着黄永胜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
行至上海时，毛泽东把黄永胜的一个亲信找来问道：“你对黄永胜的印象怎么样？”这位军官由于不知道毛泽东与黄永胜的敌对情绪，热情地赞扬了他的上司。
毛泽东冷冰冰地插话：“黄永胜是刘少奇一类的骗子。”根据来自广州的可靠消息，这位出了一身冷汗的军官马上绝望地承认，他自己对“黄骗子”的判断是错误的。毛泽东听罢大喜，俯身向这位军官下了“密令”，要他在反林彪和反黄永胜事业中起作用。
毛泽东自己承认，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是从各方面向林彪逼近。他用“掺沙子”的方法，通过提拔一些人以削弱林彪的势力。他意识到北京军区应得到加强。越来越明显地了解到毛泽东正以极大精力投入反林彪的行动，林彪集团感到绝望，于是策划在1971年秋实施对抗计划。这是一个夭折在上帝手中的谋杀或废黝最高领袖的计划。
林彪撤退到风景优美的苏州。在柳树丛与运河边，他与其妻及26岁的儿子林立果紧急商谈对策。勇莽的林立果以直升机的速度升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早春的这次会议上得出何种确切结论不得而知，但事态的发展表明他们未达成一致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