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潮导语: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虽然也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开始纠正错误，但对我父亲开始不满。他说：“从1960年下半年，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都讲困难，越讲越没有前途了。”
当选国家主席，深知肩上重担
1959年毛泽东主席退居二线，由我父亲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同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父亲当选为国家主席。用邓小平的话说：刘少奇的地位，是在我们党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
自从1922年初我父亲离开苏联回到上海以后，几十年的斗争考验证明他是我们党和国家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国工人运动最早的领袖之一。人们都知道是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领导了武汉、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的工人运动。以后又先后主持领导过中共顺直省委、满洲省委、北方局、华中局工作。参与了新四军的重建，多次临危受命，显示出“无畏的革命精神”、“正确分析形势把握局势的能力”和“出众的组织领导才能”。
1945年8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央决定由我父亲代理中央主席职务，他成功地、卓有成效地完成了党和毛主席交给他的重要任务，充分显示了他驾驭全局的能力。1949年代表中共中央秘密访苏，为开国做准备，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在诸多方面的工作中，都证明了他是我党我国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1961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曾问毛泽东主席“谁是你的继承人”时，毛泽东主席回答说：“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后来毛泽东在审阅文稿《关于斯大林问题》时，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改为“早在20年代末期和整个30年代，随后又在40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再次说明了刘少奇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
我父亲在当选国家主席的当天回到家里时，工作人员和家人都非常高兴，跑出来迎接并向他表示祝贺。可我父亲的表情却十分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只向大家点了点头。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他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那时，“大跃进”，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开始显露。经济比例失调，生产资源遭到破坏，拆城墙建小高炉，砍伐山林大炼钢铁，假造高产卫星田，粮食被糟蹋、浪费，有些省已出现饿死人的事情，鱼米之乡的湖北也不例外。有些领导人虽然也发现一些问题，但在那种形势下，也无能为力。
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指导各条战线工作
为了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扭转困难局面，在年初我父亲就有计划地分别召集国家计委、冶金部等十几个部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他指出：当前在工业建设中，要注意只抓加工工业和制造工业，忽视原材料工业的问题。现在要优先发展原材料工业，如除钢铁外的农业方面的原材料和化工方面的原材料。原材料工业有能力，有库存，生产就会很快上去。这是经济工作的规律之一。在听取轻工业部工作汇报时，我父亲指出，轻工业的技术革命任务很重，现在有280万职工，以后不要再增加人了，要靠技术革命来解决，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轻重工业并举要注意轻工业，原料、生产、收购、价格要照顾到轻工业，这个行业差了不行，这是涉及千百万人生活的大问题。在听取石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后，我父亲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
也就在这一年，我父亲撰写了《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一文，他认为：“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但在年初是办不到的。我们的认识是逐渐接近实际的。当时对6亿多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之后到底有多大的力量，还没有摸到底。在北戴河会议时，在人民群众中唤起了伟大的生产潜力，我们大家都感到惊奇和兴奋，似乎一切都是顺利的，对于1959年生产3000万吨钢的计划是接受了的。这就埋伏了被动。不论计划指标是高是低，在人民群众中鼓足干劲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指标可高可低，气不可泄。我们现在和明年都要适当降低指标。但不可泄气，这要注意。”
但在庐山会议后，全党掀起了“反击右倾”的高潮，严重影响了对国民经济的调整。8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错误地判断“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八、九两个月，鼓足干劲，坚决反对右倾保守思想。这“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使许多坚持纠正“左”倾错误的同志，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右倾保守分子”，受到不应有的伤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进一步加剧了“大跃进”“共产风”“浮夸风”等“左”倾错误。1960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仍认为1959年的“大跃进”是全面的“跃进”，1960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还脱离实际地提出“八年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的过渡”的设想。到1960年3月北京、上海、天津和辽宁的粮食供应频频告急，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几乎挖空，到了6月6日，这些地区的存粮只够销售的时间分别是，北京7天，天津10天，上海几乎无大米库存，辽宁8至9天。各地情况十分严重。现在50岁以上的人，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时期的困难情景。那时我在内蒙古，内蒙古的情况比有些省要好些，但同样也是吃不饱。甜菜渣子、橡子面，还有什么小球藻等等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充饥物，吃得我们都得了浮肿病。但即使这样也比当时河南、安徽有些地区好，因为那些地方已经饿死了许多人。
问题严重，全党要下决心纠正
1960年，我父亲抽出近两个月的时间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随后于6月10日主持了有各大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一些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在座谈开始时，我父亲讲了一些意见。他说：“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接着，他分析了问题发生的原因和应吸取的教训后，又说：“这个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将来还可能慢慢扩大，今天这个会议就是要研究这个问题。”
1961年3月，我父亲出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并在3月15日、19日、21日的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话。他说：“从1958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