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因贪污、受贿而被治罪的“红二代”薄熙来，叶向真只有简单一句评价：“家教不好。”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很少说大道理，更多是传统礼节的言传身教。每次家里来人，叶帅都要亲自送到门口，哪怕身体不好也坚持拄着柺棍送客。
“翠柏围深院，红枫傍小楼。”当我们第二次走近诗句中的这座小楼，叶向真已经站在夕阳下等候。73岁的她穿着衣领带花的牛仔衬衫、牛仔裤，外加一件深红色的冲锋衣，显得非常清爽、帅气，有文艺导演的范儿。听闻我们的评价，她迅速做了个抬手动作：“一次拍纪录片，我就是扛着大家伙直接上。”
叶向真还有另一个名字——凌孜。1981年，凌孜就玩电影玩出了名堂。她拍了一部《原野》，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又拍了另一部《风吹唢呐声》，被黄永玉评价为“真正沈从文的风格”的影片。荒诞的是，前一部电影“只准外销”，后一部电影“只准内放”。她玩不下去了，1987年去香港从商。
现在，让拍电影她也不想玩了。2009年，叶向真和先生从香港回到内地，和母亲守着父亲叶剑英住了30余年的老宅，全心致力于推广儒家传统文化。时代更迭，父辈意志带来的沉重使命愈加清晰而紧迫——“你要想不亡国，就得推崇传统文化。”
这位在“红二代”中极具号召力的“向真大姐”跟许多红二代不一样，她发声的支点并无明显的革命传统与红色印记，而是记忆里父亲满屋子古书所承载的儒家思想、孔孟之道。
叶帅希望向真学园艺，能对国家有“直接贡献”。
这些天，叶帅故居门口几株白玉兰长满白色的小花苞骨，人人都觉得美，叶向真却可惜，“枝杈没剪好，长的花骨都太小”。叶向真对植物的栽培兴趣很大程度上源自父亲。父女俩人曾在这座小楼的院子里，种过各种果树——苹果、梨、桃子、柿子、核桃……有一回，向真在院子拾了片枫叶给父亲，父亲隔天写下了本文开头的诗句。父亲希望女儿能学园艺，做对国家“有直接贡献”的人。当时得知向真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父亲一个星期没跟她说一句话。
叶帅故居进门处，是一个十几平方米大的会议厅。在单调的70年代，跟二女儿向真一起在这个厅里看电影是叶剑英的重要娱乐活动。“那时没有人不喜欢看电影。”向真回忆，除了看国内一些意识形态正确的影片，他们也看宣传部门从海关中途拦截的“过路片”，“什么题材都有”。
青少年时期的叶向真性格活泼，文体活动无一不爱。“非常活跃”——她对父亲也有同样的形容。一生戎马的叶帅，精通琴棋书画，不光喜欢跳舞、钓鱼、游泳，有雅兴时也会写写诗。兴趣广泛的他有点担心与自己很像的女儿向真——“蹦蹦跳跳，一会儿喜欢这个，一会儿喜欢那个，不能投入地做一件事情”。在向真首任丈夫、著名音乐家刘诗昆的回忆里，向真拉着父亲到音乐学院的礼堂听他演奏《梁祝》，就此一对年轻男女因为“喜爱文艺”而相识相爱。在这位前女婿眼里，叶帅是个少见的有“人情味、家庭味”的高级领导人。
叶向真的秘书周小姐告诉记者：“叶老师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这种性格特质，其实也源自父亲。向真记忆中，在饭桌上常开玩笑的父亲，对子女从未有过真正的打骂。在叶帅生前的卧室里，正对床的墙上挂着叶帅母亲的照片。周秘书说：“叶帅希望随时都能‘看见’母亲，他很讲究孝道。叶老师也是，她对她母亲很孝顺。”从2009年起，向真为照顾母亲，内地、香港来回两头跑。这些年来，兄弟姐妹中唯有她守着宅子。“没有家哪有国。家是一个民族的细胞。”叶向真说。
故居办公厅里有一张旧败的灰黄色斜躺椅，边上一张小桌，摆着两部电话。我们建议向真坐在椅子上拍张照，她摇摇头：“那是老人家生前坐的，我们从来不坐。”她记忆中的画面，就是父亲经常坐在这里读书，读古书。
三年多的监禁生涯，叶向真在牢房里养过蚂蚁。
在红色家庭长大，向真跟其他高干子弟一样有过“激情燃烧”的岁月。1966年“文革”爆发，25岁的向真担任了中戏的学生会主席，是中戏“造反派”组织的红卫兵首脑。反对老红卫兵搞“血统论”的向真成立“信仰论”的少数派组织，轰轰烈烈地“绑架”彭真，并组织公开批斗彭、罗、陆、杨等人的万人群众大会。
如今的叶向真坦然承认当时的思想有点激进，她认为这更多是时代大背景造就的激进，“所有的大学生都满腔热血，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其实谁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渐渐地，她发现事情闹得开始不像话了：“很多人没有理智，拿开水浇人家头。思想上的争论可以有，刑罚和体罚再怎么都不应该有，那是流氓行为。”“我们应该承认，‘文革’是错的。”谈起陈毅之子陈小鲁公开为“文革”道歉的事，向真的回应是：“小鲁这样做是对的。当时他们很多中学生失去理性，做出了伤害人的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