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卿的《近看许世友》记载了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流传的毛泽东唱“将相和”并非虚语。
历史沉淀的愈久，就和真实的距离愈近，这种说法应该是不错的。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小道新闻”，本来都是口头流传，当时都是以野史村言对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逐渐地清晰起来，成为白纸黑字的历史。毛泽东在许世友和张春桥之间唱“将相和”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文革”期间，笔者从事新闻工作，当时报社的负责人又是市革会常委，所以我们常常从传达中能隐约感受到许世友和张春桥有些矛盾。市革会开会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廖政:国总是和张春桥唱对台戏，张想收拾廖，许世友干脆把廖政国调回南京去。由此上海和江苏的关系很微妙，也很敏感，凡是涉及江苏的报道，也都是谨慎处之。同时也听说毛泽东从中唱“将相和”，调和许、张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委张春桥为南京军区政委，并要他帮助许世友。但他们是两条道上跑的车，许世友从心里看不起知识分子张春桥。一次，张春桥在市革会开会时发牢骚，指着脖子上的红领章说：他们不承认我张春桥，但不能不承认这个。在毛泽东心中，上海和南京军区的稳定与和谐，对开展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要，所以他不断地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
最近读了李文卿上将写的《近看许世友》，其中记载不少毛泽东促进许世友和张春桥团结的事，可证“文革”期间的流传并非虚语。
1967年7月20日，武汉“7. 20”事件爆发，毛泽东在武汉虚惊一场。到了上海，毛泽东便让杨成武打电话找许世友到上海来见他。毛泽东特意派张春桥到合肥去接许世友，目的也是协调两人的关系。8月18日，张春桥以毛泽东的专机去合肥接许世友。许世友从大别山到了合肥。一见面，张春桥就说，我这个政委亲自到合肥接司令员来了。到了上海，许世友住在兴国宾馆，张春桥也住在那里。下午张春桥陪许世友去见毛泽东，陪同接见的还有杨成武、汪东兴。这天中午，许世友自酌自饮，此时还在微醺之中。权延赤写的《杨成武见证文革》一文中讲到，许世友刚见到毛泽东，便扑通跪倒在地，放声大哭。毛泽东安慰他说：莫哭，不要哭，好好干革命。许世友说：我是忠于你的，我是跟你干革命的。众人见此情景便出去了，只留下许世友一个人听毛泽东谈话，谈了很长时间，没人记录，所以他们这次谈话内容就没留下任何版本。
1967年国庆，毛泽东要许世友去北京，住在中南海。毛泽东接见许世友，又是由张春桥陪同。毛泽东和许世友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并再次要他和张春桥搞好团结，要张春桥保护许世友。这就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了，兵权在握的许世友怎么还在乎张春桥的保护。许世友这次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之后，张春桥上门邀请许世友到上海小住。经过中央的批准，许世友来到上海在兴国宾馆住了一个多月。这年的春节，许世友是在上海过的，随员的家属也都来到上海，酒没有少喝，李文卿写道：“我们几个都喝醉了，吐得一塌糊涂。”
李文卿说，张春桥很“阴险”，对许司令“殷勤得令人可疑”。李文卿当时是许世友的秘书，在上海期间，他和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没有少打交道，如果能读到何秀文写的与此有关的记载，我们对毛泽东唱的“将相和”会有更多的了解。
毛泽东第四次在许、张之间唱“将相和”这出戏是1970年庐山会议。会议前夕曾流传要增补张春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林彪讲话中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提出设国家主席，还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吴法宪等发言暗示所谓“犯错误的人”就是戴眼镜者，矛头是针对张春桥的。华东组的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老将军写信询问“犯错误的人”是谁?信的抬头写的是毛泽东和林彪，但这封信没有到毛泽东手里。张春桥处于处处挨打的困境，甚为紧张。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对此记载颇详：江青带着惊恐不安的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毛感到必须下大决心了。为了保护张春桥，也还不能马上与林彪摊牌，所以，毛泽东只好抛弃紧跟林彪的陈伯达。会议结束之前，毛泽东又要张春桥做东请许世友吃饭。在张春桥的住处，他们二人对饮，后来华东组聚餐，许世友也对张春桥作了回请。
毛泽东的“将相和”唱得很吃力，也可谓用心良苦，他深知许、张都是忠于自己的。毛泽东让张春桥当总政治部主任，他还想让许世友做总参谋长，一文一武，如能团结合作，对巩固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会有作用。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认为许、张是理想的搭档。但这只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许世友不愿进京，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
后来，毛泽东为什么不再唱“将相和”?张春桥也不再“委曲求全”地演这出戏?如果把《毛泽东传》和《近看许世友》放在一起相比较地阅读，可以从中发现这还是和庐山会议有关。《近看许世友》记载：清查林彪时，从林彪的住处发现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三位司令写的信。1972年12月25日，许司令奉召进京，中央、中央文革派代表和他谈话，提出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很重要。第一，信上写的“犯错误的人”指的是谁?第二，为什么信落到林彪手里?第三，为什么三大军区司令写的内容相同?这时王洪文受毛泽东的委托找许世友谈话，结果谈崩了。后来经过了解和李文卿的说明，毛泽东说“过去的事算了”。据纪登奎事后回忆说：毛泽东说算了，不要再追究了，许世友是个粗人，你们不要指望他像你们那样细致，林彪已死，不要打击面过宽。
毛泽东虽然这样说，但他心中的结是否就此解开了呢?毛泽东深层次的思考常常是不说出来的，人们也常常是事后从他当时所读的书或旁敲侧击的谈话进行分析，才知道一些真相。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只能这样。从当年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王守稼等为毛泽东注释古文大字本可以知道一些表面的信息。1973年8月(即中共十大召开之前)，写作组接到了任务，要他们整理《史记》中的《陈丞相世家》、《绛侯周勃世家》、《黥布列传》、《灌婴列传》、《陆贾列传》，不加注释，订成一册上送。另外还注释了《晋书》中的《刘元海载记》。除《黥布列传》，其他几篇传记每篇都有特定的主题，四位传主都是刘邦的功臣宿将，而且也是帮助刘邦处理身后事的关键人物。毛泽东读这些传记是否要看看刘邦临终遭遇过哪些危机，又是如何处理问题的?这是1973年7月间的事，离毛泽东1976年去世还有三年多的时间。今天读这些传记，对我们了解毛泽东生命结束之前三年的心态变化历程及当时他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或许还是很有帮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