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7月27日，身居“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群众大会上煞有介事地说：“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变成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计划之一是把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他又造谣说：“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碉堡”，“在体育口阴谋组织政变队伍”，想以此陷害贺龙和彭真。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966年初，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北京军区为卫戍区组建了一个团，担负民兵训练任务。一时找不到营房，恰好北京各大学有部分师生在农村搞“四清”，有些空房。为应急，卫戍区派人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去联系借房。当时正是2月。在“怀疑一切”的思潮泛滥下，北京大学团委一个干部，便以《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为题贴出大字报，提出借房是要搞兵变的“假说”。
康生于是借此大做文章。
不久，林彪亲自出马了。1966年8月28日，林彪把空军政委吴法宪叫到毛家湾，对他说：“贺龙是有野心的，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你们空军是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并让吴法宪对此写个材料送给他。
吴法宪答应下来，便回西郊做文章去了。
9月2日，林彪又打电话给海军副司令员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拉了一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李作鹏立即照办。
林彪之所以交代这两个人写材料，是因为二人都怀恨贺龙。
早在1959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后，便在海、空军拉拢了一批人，打击一些不愿跟他走的干部，因此，罗瑞卿被罢官以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这两个单位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在海军，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大搞地下活动，伪造假材料，想把海军的一批领导干部打成“罗瑞卿分子”，以便把海军的权力抓在手里。在空军，吴法宪因种种派别活动，一直处于被动地位。为了摆脱困境，他采取了不正当手段，妄图把不跟他走的干部打成“反党集团”。这些问题，反映到了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处。他们指示中央军委解决这两个单位的问题。
7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举行常委会讨论海军问题。这时，贺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但他看不惯李作鹏的不正当的地下活动，仍然仗义执言。在传达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时，贺龙插话说：
“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
这话使专搞阴谋活动的林彪十分不悦。
7月11日，中央军委常委又讨论空军问题。贺龙在发言中严厉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工作中“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东西是假的”。
会议对这两个单位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会的老帅们集中批评了李作鹏和吴法宪。林彪知道情况不妙。为了稳住阵脚，便匆忙提出：“海空军的问题要解决，海空军现在的班子不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