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9月8日，白求恩在魁北克省的瓦尔卡蒂亚应征入伍，在加拿大第二战地医疗救护团服役。
2014年11月12日，白求恩牺牲75周年纪念日。流逝的岁月，常常会湮没人们对过去的记忆，然而，白求恩的名字却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心里远去。
今年10月，“纪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国加拿大国际论坛”中，中加两国代表共同追忆了白求恩的成长轨迹，探讨了白求恩精神的时代价值。在代表们的发言中，一个更加鲜活立体的白求恩逐渐浮现：
他是一个斗士，是“八路军最老的一位战士”；他是一位医术精湛具有开创性的医学专家，也曾经是一位当时的绝症患者；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感，也是一位诗人和画家，一位设计师、摄影家和宣传家；他个性极强又情感丰富，脾气暴躁但不失温柔，纯真率性又满怀激情——
告诉你一个你不知道的白求恩
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中加论坛上，记者获悉，由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编写的《诺尔曼·白求恩文选》即将出版。该书共30余万字，囊括了白求恩生前115篇信件、日记、报告等作品，如实记载了白求恩的成长、情感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历程，全方位展示了他大半生的经历。
记者有幸先期得到了即将出版的白求恩文选书稿。
透过白求恩的遗作，我们感知到的是一个更加鲜活的存在、一种更加真实的情感和一个真正伟大的灵魂。
正如《诺尔曼·白求恩文选》的编者之一，白求恩医务士官学校白求恩精神学习研究会教授梅清海所说：“抛开过去的光环，现在的我们，也许更需要一个真实、全面的白求恩。”
天生爱冒险的“文艺青年”
“我的小马/是我手心的一只小鸟/振翅轻拍/不想被捉住//我的小马/是风中的一棵树/迎风摇曳/不会被折损//我的小马/是海里的一朵浪花/荡涤污浊/不会被阻挡//我的小马/是黑暗中的一束光亮/来自太阳/消失在四方//我的小马/不是为了爱/不会受到伤害/只有她在我心中常在”
——1936年3月
很难想象，这样一首清新的爱情小诗，竟然出自以脾气火爆、性格固执而闻名的白求恩之手。
“我和诺尔曼·白求恩有共同的曾祖父——安格斯·白求恩。我们的曾祖父年轻时就加入了垄断北美皮毛交易的西北公司，在美国和加拿大广袤的不毛之地探险、游历，在1810年，他甚至来过中国做生意。”
2014年10月12日，记者见到了随加拿大代表团来华参加纪念白求恩逝世75周年活动的罗恩·麦肯齐。虽然在中国人看来，麦肯齐和诺尔曼·白求恩只能算远亲，但谈起白求恩的家族历史，年逾古稀的麦肯齐滔滔不绝。
据记载，白求恩(又译贝修恩)家族在欧洲和北美都曾有过显赫而传奇的历史，他们甚至拥有一枚家族徽章：盾牌上方一只水獭的浮周头像，上书“宽厚文雅”。从14世纪起，这个家族就出过不少成功的医生和牧师，当然，也不乏安格斯·白求恩这样的冒险家。
白求恩传承了家族富于冒险精神和不安现状的血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出生登记簿上，清楚记载着白求恩的出生日期——1890年3月3日，但白求恩自己却选择在3月4日这天过生日——因为，英文的“3月4日”与“前进”的拼写和读音非常接近。“前进”，这一富有冒险精神的词语，正是白求恩的选择。
白求恩出身牧师家庭，外祖父是一位外科医生。虽然中学时频繁转学，却一直是优等生，但由于当时其父几次失去工作，原本富裕的家庭一度经济状况岌岌可危。麦肯齐告诉记者，在中学期间，白求恩就是个勤奋的打工者，他当过伐木工、小学代课老师、轮船锅炉工、消防员、餐厅侍应生和报社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白求恩在多伦多大学读医学。毕业后，他加入了英国海军，当了一名军医，28岁时退役，在英国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年纪轻轻的白求恩，已经有了比许多普通人一生还丰富的经历。
白求恩一生热爱艺术，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广播剧、纪实文学、论文、壁画、摄影作品等。此次来华参加纪念活动的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馆长斯考特·戴维森告诉记者，在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和加拿大白求恩故居，至今还陈列着许多白求恩生前的绘画作品，其中有一些艺术价值很高。
戴维森认为，白求恩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
而研究者公认白求恩一生中最高的文学成就，是他1938年12月在冀中创作完成的小说《创伤》和《哑弹》。
“生是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
“让我们把盈利、私人经济利益从医疗事业中清除出去，使我们的职业因清除了贪得无厌的个人主义而变得纯洁起来。让我们更多地讨论医疗事业与国家的关系，讨论这一职业对人民的责任，讨论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让我们承认我们时代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而不是技术和科学问题。”
——1936年的演讲《从医疗事业中清除私利》
白求恩的这次演讲，是在蒙特利尔内外科学会举办的医学经济学专题讨论中发表的。当天，其他发言人都反对社会化医疗，唯有白求恩为之大声疾呼。
白求恩早期行医时，就在平民社区中开设诊所，为无力支付医药费的穷人义诊。但在青年时代，作为一个前程似锦的外科医生，白求恩也曾是一个喜欢享受生活、追求生活品质的人。1923年，33岁的白求恩和一位美丽的苏格兰姑娘弗朗西斯·坎贝尔结婚。加拿大著名白求恩研究者拉瑞·汉纳特在他的书《一位富有激情的政治活动家》中这样描述白求恩当时的生活：弗朗西斯从伯父那里接受了一笔遗产，他们旋即去欧洲度蜜月，在6个月里参观艺术馆、滑雪和旅游，奢侈地花掉了弗朗西斯所继承的大部分遗产。
之后，白求恩夫妇回到北美，在美国的底特律定居。在这座城市里，他们拥抱了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的美好生活：买下了一套装修奢华的公寓，买了车，加入了高尔夫俱乐部，白求恩通过行医和教学来支付这些费用。
梅清海从事白求恩的相关研究20多年，他认为白求恩身上最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转变”：“早期的白求恩和在西班牙、在中国的白求恩是不一样的，在西班牙和中国，白求恩完成了很多转变。”
最早改变白求恩人生轨迹的，或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结核病——按当时的医疗条件，这是可以被视为绝症的一种病。1926年，白求恩由于进行性结核病被告知必须停止工作去疗养院。“美丽的死神啊，你这仁慈无比的天使/让我在你温柔的怀抱里，与世长辞……”
养病期间，白求恩为了不拖累妻子而与之离婚，并曾经不无绝望地画过死亡天使，还在画上写下这样的诗句。但新的治疗方法最终使他在两个月之内康复。
“白求恩对肺结核的亲身经历和知识使他最终懂得了疾病与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同疾病斗争的一生中，白求恩从相信治疗过程的单独性和技术性，转向把它看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汉纳特这样评论。
而在梅清海看来，白求恩对共产主义产生最初的认识，则源于1935年的苏联之行。1935年8月，第十五届国际生理学大会在苏联召开，白求恩报名参加。在苏联，白求恩看到了“社会主义医疗制度”——全部免费和覆盖全员、由国家财政负担的福利医疗体制，并真心认为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疗制度”。
从苏联回国后的1935年11月，白求恩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次年，西班牙内战爆发，46岁的白求恩放弃在加拿大的一切，立下遗嘱，踏上赴西班牙的征程。在离开西班牙前，白求恩拜访了一位画家朋友，他在纸上画下西班牙的国旗，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在一旁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分子，死为共产主义者。
如果说去西班牙正式开启了白求恩从行动上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征程，那么在中国，他则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从思想到生活的彻底升华和转变。
曾坦言“白求恩年轻时有过许多女朋友”的戴维森给记者讲述了一个故事，1938年，当中共有关领导想给当时单身的白求恩介绍一个中国妻子时，白求恩拒绝了，他说：“我来这里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另外，我和中国妻子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
“进攻，白求恩大夫和我们在一起！”
“在这片有1300万人口、15万武装部队的广大地区，我是唯一一名合格的大夫。我目前在‘清理’具有350名伤员的后方医院，在25天内做了110个手术……这附近还有7家医院，我将在一周内对整个地区进行一次检查，到每家医院停留一段时间做手术，然后再去下一家。这可能要花费我整个夏天的时间。”
——1938年7月于山西五台致友人的书信
“进攻，白求恩大夫和我们在一起！”这条今天看起来有些夸张的口号，却真实地流传在当年晋察冀八路军的队伍中。战士们相信，白求恩是他们的“神医”，有白求恩在，他们的生命就有保障。
战士们的信任并非盲目。事实上，在来中国前，白求恩先后于1933年被聘为加拿大联邦和地方政府卫生部门的顾问，1935年被选为美国胸外科学会会员、理事，已是享誉北美的著名外科专家。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明过一系列医疗手术器械，其中最著名的是“白求恩肋骨剪”。1931年夏，他和美国费城皮林父子公司签署了特许专利协议，后者负责全权制造和销售由白求恩发明、并以“白求恩器械”命名的外科手术器械——这类器械共有22种之多，其中一些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白求恩在中国战斗生活了22个月，在我省就达到15个月之久。”河北省白求恩精神研究会会长高春秋表示，白求恩的足迹遍及河北平山、唐县、阜平、涞源、易县、顺平、河间、曲阳等地，而他在河间县真武庙所做的手术，创造了当时治愈率最高的世界纪录。
“白求恩是创伤外科最早的开拓者和推动者，我们今天许多基本外科手术方法和原理，都是白求恩奠定的。”对于白求恩在外科专业的权威地位，加拿大原外科学会会长、创伤外科专家格兰特·斯图尔特如此评价。
而作为历史研究者，戴维森在评价白求恩医术时脱口而出了一个单词：“fast(快)！”
“白求恩做手术不但干净利落，而且速度极快，在当时的外科医生里，他可以说是手术速度最快的。而在争分夺秒、不断有伤员集中出现的战场上，快就意味着能挽救更多生命。”戴维森这样解释。研究者表示，白求恩曾提出战地外科手术三原则CEF，也就是close(靠近，离前线越近越好)、early(早，手术越早越好)和fast(快，手术速度越快越好)，这三点至今被奉为战场急救圭臬。
白求恩做手术的速度和敬业精神，在他1938年12月7日发给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一份报告中也可以体现：“11月28日下午5点15分，我们接收了第一名伤员，这时他已经受伤7小时15分了，我们连续工作了40个小时没有休息，做了71个手术……”在之后的齐会战斗中，他又不顾周围同志劝阻连续三天三夜工作，创下坚持工作69小时、为115个伤员做手术的纪录。
除外科手术，白求恩在输血领域也是成绩斐然。在西班牙，他创制了流动输血车和野战伤员急救系统，这被认为是今天各国现代军队普遍采用的野战外科医疗方舱(MASH)的雏形。在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也是战地输血的开创者。
白求恩的助手游胜华时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她的女儿游黎清向记者描述了父亲和其他当事人的回忆：1938年5月16日到22日，白求恩途经陕西省神木县贺家川八路军120师的后方医院，短短几天，白求恩对200多名伤病员进行了诊治，给20多名重伤员做了手术。也是这一次，八路军的医务人员第一次接触到了输血技术。当时，白求恩给一个重伤员做下肢截肢手术，需要输血治疗，白求恩果断地说：“我是O型血，输我的吧！”在白求恩的带动下，后来又有一个医生和两个护士也给伤员输了血。之后，输血技术才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医院逐渐推广。
火爆固执来自对真理的执著
“我们家族的男人脾气暴躁、性格多变、固执己见、执迷不悟而又严以待人，这样的特点来自于他们对真理的执著和个性的自负……”
——1935年致友人的书信
白求恩脾气火爆固执，这让很多和白求恩共事过的人记忆犹新。
“白求恩对医护人员的要求到了严苛的程度。”年过六旬的王永革是白求恩的助手王道建之子，在白求恩逝世75周年纪念活动现场，他给记者转述了自己父亲的一个故事：在一次白求恩检查伤员情况时，发现一位伤员伤口没有处理好，他大发雷霆，问道：“这个手术谁做的！”王道建站了出来。白求恩怒不可遏地咆哮道：“你离开这里！你不配做医生！”——在白求恩英文传记里，这里使用的“离开”，其实完全可以译成“滚”。
王道建的领导通过翻译反复向白求恩解释：王大夫是放牛娃出身，业务确实不精通，但是人品好、爱学习，是个好同志。经过反思，白求恩向王道建连连道歉：“是我不对，我是法西斯，我不该骂人。”后来，王道建成了白求恩最满意的助手之一。
事实上，白求恩的火爆固执往往来自于对真理的执著。刚到中国时，很多人觉得白求恩年龄大了，需要照顾，前线既危险又艰苦，想让他留在延安。白求恩知道后激动地跳起来，在窑洞里顺手抓起一把椅子气愤地向窗子砸去。因为用力过猛，椅子砸断了窗棂飞落到院子里。他激动地叫着：“不要把我当成一个明朝花瓶那样的老古董，要把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
发现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现象，他都要发火骂人。长期失眠和高强度的工作加剧了白求恩那一触即发的暴脾气，连他的传记作者罗德里克·斯图尔特也认为，“边区的艰苦条件使他承受着身心的双重压力，所以对很多事情显得反应过度”。但是正如白求恩在1938年7月给毛泽东和聂荣臻信中说的那样：“我本着布尔什维主义精神给出了上述批评，出发点只有一个：为了病人的舒适和健康，这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
白求恩的严厉和坦诚得到了八路军医护人员的理解。在他的努力下，松岩口等地的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喊叫、眼泪和笑容终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而在1938年8月白求恩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的确感觉疲倦，但是我觉得我很长时间从来没这么开心过，内心非常满足……我在这里享受到国王般的待遇，已经没有任何奢求了。对我而言，同志们就是我最大的财富……”
他本来差一点就可以回国
“我真的想念咖啡、三分熟的烤牛排、苹果派和冰激凌。想想都是绝佳的美味啊！还有书籍——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听音乐吗？你们还常常跳舞、喝啤酒、看画展吗？躺在铺着白床单软乎乎的床上是什么感觉？姑娘们还渴望被人爱吗？”
——1939年8月15日致友人
这是一封细微感觉中蔓延着乡愁的书信，也是白求恩生前写给加拿大朋友的最后一封信，
紧接着上面那一段话，白求恩清楚地表明了自己的选择：“但必须遗憾地说，如果我再次获得了上述所有的东西，也不会带给我惊喜。”他在信中向友人揭露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险恶用心，并预测这场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关于自己，他写道：“我计划明年年初返回加拿大，我希望能为下一步的工作筹措每月1000美元的经费。他们需要我，这里是我的边区，我必须回来。”
在本职工作中，白求恩对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的思考则更多。八路军的医务队伍，多数是像王道建那样的农村战士参军以后边干边摸索成长起来的，没有得到专业训练。白求恩看到这种情况，就亲自编写教材，亲自讲课，完成了重要医学著作《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这部著作被称为“他一生最后心血的结晶”。他说：“一个外国医疗队对你们的帮助，主要是培养人才，即使他们走了，仍然留下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在来中国之前，美国援华会和加拿大共产党答应定期向中国提供必要的物资和资金帮助。但在白求恩一行来中国之后，说好的资助却不见了踪影，他发出的所有求助信件都石沉大海。为此，白求恩决定回国一趟，主要为了筹措资金和已经不足的药品，顺便暂时休养和缓解乡愁——在1939年夏，他的左耳失聪，并在短时间内曾连续两次严重感染高烧，抵抗力已经非常差了。
然而，就在白求恩的回国之旅即将成行时，1939年10月底，日军突然出动了5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了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应前线部队的邀请，白求恩毅然决然推迟了回国的计划，他说：“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那我回国还有什么意义呢？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再启程吧。”
白求恩最终没能等到启程回国的那一天。
1939年11月12日，白求恩由于在高强度密集手术中划伤手指而造成的又一次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逝世，享年未满50周岁。5天后，他穿着整洁的八路军军服下葬，从此永远沉睡在中国的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