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八月初，科尔尼洛夫就下令将“野蛮师”和骑兵第三军从西南前线调到尼维尔-诺伏索可尼基-维里基路基这个三角形铁路地带来，藉口做保卫里加的后备队。这是进攻彼得格勒时一个很便利的根据地。总司令又调动一个哥萨克师到维包格和白俄罗斯中间的地带来：这个拳头直对着首都的面孔打去，--从白俄罗斯到彼得格勒只有30公里！--但人家仍解释这是一种准备，为了芬兰可能的作战。如此，在莫斯科会议以前就有四师骑兵布置好了，为了打击彼得格勒；这几师人而且被认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派最有用的军队哩。科尔尼洛夫近旁的人，一提起那个高加索师，便很简单地说“这些山民不管他们杀的是什么人。”战略上的计划是简单的。从南方开来的三个师，将由铁路运到皇村、喀琴那和红村，为的“一闻彼得格勒开始骚扰之消息，而且最迟不得过九月一日早晨，”就可以从那里全副武装开动去占据首都南边尼瓦河左岸地。同时驻防芬兰那一师则占据首都北边部分。
经过军官同盟介绍，科尔尼洛夫和彼得格勒爱国派团体有勾结，这些团体自己说能调动二千个备有很好武装的人，但需要有经验的军官来率领他们。科尔尼洛夫允许从前方抽派军官回彼得格勒来，托辞请假。为的注意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情绪，以及革命分子的活动，特组织一个秘密的特务机关，由“野蛮师”一个上校海曼主持。事情完全在军事规则之内进行。总司令部各机关全供阴谋使用。
莫斯科会议仅仅加强了科尔尼洛夫的计划。固然，米留可夫自己说，他曾劝告延期动手，为了外省还有相当的人拥护克伦斯基。但是这种劝告不能影响于那个急躁的将军：问题毕竟不是关于克伦斯基的，而是关于苏维埃的；此外，米留可夫不是一个行动家，他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教授，这就更糟。银行家、实业家、哥萨克将军，都来催促科尔尼洛夫；主教们已经给他祝了福；传令官查伏衣科担保他成功。各方恭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协约国外交官也积极参加动员反革命力量。布哈南爵士手中握着这阴谋的许多线索。协约国派驻总司令部的武官们向科尔尼洛夫表示最亲切的同情。邓尼金作证道：“英国参赞表示得尤其动人。”大使背后，有他们的政府。8月23日，临时政府在外国的一个特派员史华蒂可夫从巴黎报告道：辞行时，外交部长黎波“非常关心地探问克伦斯基身旁哪一个是有魄力的人物。”庞加莱总统也“问了好多问题关于……科尔尼洛夫。”这一切，总司令部都知道的。科尔尼洛夫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必需延期和等待。大约8月20日，又有两师骑兵开向彼得格勒去。里加陷落那一天，全军每团都有四个军官奉召到司令部来，一起约四千人，“为了研究英国式臼炮(bomb-throwing)”。这些军官之中最可靠的，立刻就获悉了要进行的事情乃是根绝“布尔什维克派的彼得格勒。”同一天，总司令部命令立刻发给骑兵师以好多箱手榴弹：此物在巷战时候最有用。总参谋长卢考姆斯基写道：“约定了，一切事情都要于8月26日以前准备好。”
科尔尼洛夫军队临近彼得格勒时候，内应的组织“应当在彼得格勒发动，占据斯摩尼学院和逮捕布尔什维克派领袖。”布尔什维克派领袖不过开会时候到斯摩尼学院来，经常在那里的乃是执行委员会，它委任了部长在政府里，而且继续将克伦斯基看做它的副主席之一。但在做大事情时候，是不可能，也无必要，分别得这般清楚。至少，科尔尼洛夫不关心这些小事。他对卢考姆斯基说：“现在是吊死德国奸细和侦探的时候了，头一个就是列宁；现在也要解散工农代表苏维埃了，--不错，而且要解散得使他们永远聚不拢来。”
科尔尼洛夫坚决要把指挥作战之权交给克里木夫，他在那一伙人中素以勇敢而果断的将军著名。邓尼金说：“克里木夫此时高兴而快活，对于将来很有把握。”总司令部的人很信任克里木夫。科尔尼洛夫说：“我确信，如有必要，他将不迟疑吊死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全体人物。”选任这个“高兴而快活”的将军可见是最恰当的。
进行这些工作自然疏忽了一点：德国战线方面的事情；这工作做得正忙时候，萨文可夫到总司令部来了，为的确定旧约，并加以若干次要的修正。萨文可夫定了一个日子来打击共同的敌人，恰好同好久以前科尔尼洛夫定下以打击克伦斯基的是一个日子，即：革命半周年纪念日。这次阴谋虽然分化为两派，但每派都图谋依照计划中的共同因素而行动，--科尔尼洛夫意图掩藏真面目，克伦斯基则为了支持他自己的幻想。萨文可夫的提议正合总司令部那些将官之意：政府自己送头来，萨文可夫则准备拉紧绳套。总司令部那些军官摩拳擦掌。“他来上钩了！”--他们同走运的渔夫一般叫喊。科尔尼洛夫一口答应那三个条件，--这并不费他的事。科尔尼洛夫自己军队开进首都之后，彼得格勒卫戍军不受司令部管辖，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于其他两个条件，则科尔尼洛夫答应之后，随即食言：“野蛮师”调做先锋，克里木夫则任为全军总指挥。科尔尼洛夫连蚊子也不让人咬住哩。
布尔什维克派公开讨论他们政策的根本问题：一个群众的党不能不这样做。政府和总司令部不会不知道，布尔什维克派正在约束群众，而非号召他们起来行动。但愿望既常是思想之父，则政治需要遂成诊断时局之母。全体统治阶级，都在议论那迫在眉睫的暴动，因为他们十分需要一个暴动。暴动日子有时提前了几天，有时推后了几天。据报纸说，陆军部中人，即萨文可夫办公室里面的人，都“很认真重视”那即将发生的暴动。《言语报》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派党团负起了领导运动之责。米留可夫以政治家资格，既然参加杜撰一个布尔什维克派暴动，则他以历史家资格为了信誉起见自非支持这个谣言不可。他写道：“后来公布的反间谍机关文件，说及德国新付一笔大款为托洛茨基活动之用的，恰好在这个时期。”这位博学的历史家，连同俄国反间谍机关人员，都忘记了，托洛茨基“恰好在这个时期”，从7月23日到9月4日，关在牢狱之内。地球中轴虽是一根幻想的轴，却不妨害地球绕它而旋转。同样，科尔尼洛夫的行动计划也是以一根幻想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为中轴，而绕它旋转的。这在准备期间是很够用的。但要实行起来，则需要一件比较切实的东西。 领头的阴谋军官之一，文伯格，在他的有趣味的杂记中泄露了此事内幕，完全证实了布尔什维克派的话，即有一个庞大的军事挑唆工作在进行。米留可夫在事实和文件面前也不得不承认“极左派疑心是对的：工厂鼓动无疑是军官团体担负的职务之一。”但这仍无多大助力。同一历史家诉苦道：“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不去上当，”没有布尔什维克派领导，工人也不愿意出来。然而这个障碍，计划中也考虑到了，而且预先有了对策。在彼得格勒指导阴谋的团体叫做“共和中心”，这个“中心”干脆决定出来代替布尔什维克派。假扮一个革命暴动之职务，交给哥萨克上校杜托夫负责去办。1918年1月，杜托夫诸政友问他：“1917年8月28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杜托夫回答说：“8月28日至9月2日之间，我要假冒布尔什维克派而行动。”(这段引文是逐字逐句的。)一切事情都预见到了。总司令部军官们拟定计划，并非枉然的。
另一方面，萨文可夫从毛奇略夫回来以后，克伦斯基便认为一切误会除去了，总司令部完全落于他的计划中。史丹开维奇写道：“有一个时期，所有活动人物，不仅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向是一致的，而且相信他们的行动方法也是一致的。”这个得意时期，并不经久。一件偶然的事情发生了，同一切历史的偶然事件一样，开辟了“必然”的水闸。大资本的政界代表和首届临时政府的阁员--李沃夫来见克伦斯基。这位李先生遇事易怒，想当初曾以东正教会官命首脑的身份报告说教会高层“充斥白痴和下流痞子”。命运委托了李沃夫去揭破：所谓单一计划也者，其实是两个互相敌对的计划。
李沃夫以赋闲之身，却爱管闲事，参预无穷无尽的谈话，关于改造政府和救护国家的；有时在总司令部，有时在冬宫。这次，他到冬宫来，自做居间人，依照举国一致的精神以改造政府；谈话时候，他装着出于好意，拿生气的总司令部的雷电来恐吓克伦斯基。克伦斯基有点担心，于是决定利用李沃夫来试探总司令部的诚意，--似乎同时也试探他的同谋者萨文可夫的诚意。克伦斯基表示赞成独裁计划，这并非假装的；他又鼓励李沃夫继续斡旋，这就含有诡诈在内了。
李沃夫又到总司令部去，是受了克伦斯基付托的全权的，将军们便以此为证据，认为政府投降业已成熟了。昨天克伦斯基才委托萨文可夫来此请派一军哥萨克兵去保护他实行科尔尼洛夫政纲，今天克伦斯基就已向总司令部提议合作改组政府了。将军们于是决定：“这是把他解决的时候了。”决定得很对。于是科尔尼洛夫对李沃夫说，即将发生的布尔什维克派暴动，既然目的在于“推翻临时政府，与德国媾和，奉送波罗的海舰队给德国，”那么除了“临时政府将政权立即交付于总司令之手，”就没有其他出路。科尔尼洛夫又声明说“……无论作总司令的是谁，”--然而他并没有让位于他人的念头。由于圣乔治骑士会、军官同盟和哥萨克全军代表会之宣誓尽忠，他的地位已是不可动摇的了。为克伦斯基和萨文可夫二人“安全”之故，科尔尼洛夫敦促他们二人到总司令部来，受他个人保护，免得落入于布尔什维克派之手。那个传令官查伏衣科，明白示意李沃夫这个保护是怎么一回事。
李沃夫一回莫斯科，便以“朋友”资格热心敦劝克伦斯基接受科尔尼洛夫之提议，“为的保存临时政府诸阁员的生命，尤其他自己的生命。”克伦斯基终于明白，他在政治上玩弄独裁观念临到紧急关头了，会因此得到最不幸的结局。决定动手干，他于是打电话给科尔尼洛夫，为的证明李沃夫是否正确传达总司令的意旨。克伦斯基不仅以自己名义问他，而以李沃夫名义问他，虽然打电话时李沃夫并不在场。马丁诺夫评论此事说：“这是侦探用的手段，政府首脑不当用的。”克伦斯基说他明天就动身到总司令部来，同萨文可夫一起来，说时仿佛是早已决定的事。这次电话似乎难于令人相信的。民主派的政府首脑和“共和派的”将军，谈论推让政权，好像谈论推让卧车中的铺位一般！
在这孤独和屈辱情景之中，克伦斯基想不出较好的办法，只好再召集一次那种开不完的会议，他的那些辞了职的部长们仍旧出席。在这个完全消磨时间的会议之中，一些特别吓人的消息传来了，敌人军队渐渐开近来了。尼克拉索夫估量：“几个钟头内科尔尼洛夫军队就可以到彼得格勒。”以前的部长们开始推测“在此情形下政权将如何组成的。”“执政制”思想又活跃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加入“执政局”之内，这个念头，左右两派都赞成。立宪民主党人可可希金认为阿列克谢耶夫应当做政府首脑。据某些证据，克伦斯基自己也提议将政权移交给另一个人，而且直接引证同米留可夫的谈话。没有人反对。阿列克谢耶夫做候补，调停了大家的意见。米留可夫的计划似乎就要实现了。但恰在此时，恰在最紧张的一刻，有人像演戏似的来叩门。“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派了几个代表在隔壁房间候见。他们来得正好。反革命的最危险的巢穴之一，正是科尔尼洛夫派，调停派，投降派，在冬宫大厅内开的这个可怜的可耻的和叛逆的会议呀！
这个新的苏维埃机关，“镇压反革命委员会”，是27日晚上工兵苏维埃和农民苏维埃两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设立的；其中包含苏维埃三党，两执行委员会，工会中心，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委派的代表。特为此事而设立这个战斗的委员会，根本上就是承认：苏维埃领导机关已经自知衰朽无能，需要灌输鲜血以为革命行动之用了。
妥协派不得不求助于群众以抵御反叛的将军，于是赶紧左倾。他们立刻忘记了，他们以前关于一切原则问题须待立宪会议来解决之演说。孟什维克派声明他们要压迫政府立刻宣布民主共和国，解散国会，实施土地改革。正为这个原故，“共和国”一词才第一次出现于政府宣布总司令反叛的文告之中。
关于政权问题，两执行委员会认为目前必须让政府保持原来的形态，--立宪民主党人辞职者以民主派代替之，--至于此问题之最后解决，则待不久之后召集在莫斯科时赞成齐赫泽政纲的一切组织开个大会讨论。然而半夜谈判之后，大家明白了，克伦斯基坚决排拒民主派控制政府的观念。克伦斯基觉得他的左边和右边立足地都丧失了，更加全力抓紧“执政制”，因为这里面还有余地让他的尚未死去的强硬政权之梦想活动活动。斯摩尼学院中反复讨论没有结果，最后才决定仍旧去求助于那个无人可代替的唯一的克伦斯基，不过要求他赞成两执行委员会的初步计划而已。早晨7点30分钟，策列铁里回来报告道：克伦斯基不肯让步，他要求“无条件拥护”他，但他同意使用“所有的国家权力”来对付反革命。两执行委员会彻夜开会，疲倦了，终于对那个空洞的“执政局”观念让步。
克伦斯基庄重许诺，将“所有的国家权力”都用来对付反革命；但如我们所见的，这并不能阻止他与米留可夫，阿列克谢耶夫及辞了职的部长们进行谈判，讨论如何和平地投降于总司令部之前，--幸而这个谈判被半夜敲门声所打断了。好多日子之后，孟什维克彼格丹诺夫，防卫委员会委员之一，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报告以谨慎而不含糊的话说起克伦斯基的背叛，“当临时政府犹豫不决，不明白科尔尼洛夫的冒险将如何结局时候，调停的人跑出来了，譬如米留可夫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但是防卫委员会干涉进去，而且“用尽一切力量”要求公开斗争。彼格丹诺夫接着说：“在我们的影响之下，政府停止了一切谈判，而且拒绝考虑科尔尼洛夫方面来的任何建议。……”
政府首脑，昨天是反对左派的阴谋家，今日则变成左派的政治俘虏了；26日辞职的立宪民主党部长们，起初还是犹豫的，从此以后就宣布他们确定退出政府了，因为他们不愿意分担克伦斯基行动的责任，--克伦斯基竟敢压迫一个如此爱国，如此忠勇，如此救世的暴动！辞了职的部长们，顾问们，朋友们，一个个离开了冬宫。拿克伦斯基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大批的人离开一个注定要遭毁灭的地方。”有一个夜间，8月28日至29日的夜间，克伦斯基确实是在冬宫内“差不多完全孤寂的情景之下走来走去。”歌剧的美妙曲子，再也不闯进他的头脑了。“在这长长的痛苦的几日几夜之中，一种真正超人的责任压在我的身上。”其实这不过是关于克伦斯基本人命运的责任罢了；其他的事情早已无须他过问而成就了，而且毫不注意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