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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一体逐渐形成 山西商人与官方最为密切
中国古代奉行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官商一体缺乏大规模滋生的必要条件和土壤，但也有个别人打破成例，成为最早的官商合体的受益者。
早在汉初，统治者就禁止商人衣丝乘车，对商人收取重税，并适时打击商人，规定商人不得为官，子孙后代也不得做官，士农工商四民，商人地位最低。正是由于这样恶劣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古代商人在歧视和屈辱的夹缝里扭曲人格，艰难生长，被迫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附庸。
“天下贤才尽入榖中”无疑使封建大一统政治下的驭商之策，国家把那些维护封建政权有过重大贡献的商人纳入官僚整体，用国家之力量，引导更多的商人为国报效。统治者在国家财力拮据的情况下，往往让富商大贾出资效力，富商大贾乐得乘时“周流天下”“交通王侯”，以达到炫耀自我的目的。汉景帝时开始实行“输粟六百石者爵上造，四千石者爵五大夫，达万二千石者爵大庶长“的捐资授官制度，由此开了权钱交易的先河。
汉武帝时，河南商人卜式抱着抵抗匈奴“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的信念，以家产之半捐输助边，赢得汉武帝的赏识器重。汉武帝认为应该嘉奖卜式的义举，政府给商人的褒奖也只能是官职。于是，卜式先为朗吏，再拜御史大夫。汉武帝还任用盐商东郭咸阳、铁商孔仅为大农丞，分管国家的盐铁事务，任用洛阳商人之子桑弘羊主持全国的计算。这些大商人入住政府，对商人的活动更加有力。当时的大地主，大官僚，也有兼营商业，牟取暴利。元帝时，官吏经商成风。东汉建国后，新贵族与官僚，地主，豪商结合，形成新的豪强地主集团。王莽效法汉武帝，以贾人为盐铁官，推行五均六？，但王莽控制不了这些推行政策的商贾，大商“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薄，府藏不实，百姓愈病”，社会上一时贿赂成风，官僚交结商人，也在大肆敛财，王莽的新经济政策宣告失败。
唐宋时期，官商一体化仍在继续，在发展。唐中宗时期，奢侈风行，国库为之空竭，最高统治集团大肆纳贿卖官，于是，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一时多达数千人。唐睿宗时，罢黜斜封官，但在太平公主等人的影响下，只得“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买卖官员的现象有禁无止。富者买官屡开屡禁，富商大贾与贵族，官僚和地主因此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联系。北宋的行会，也多由官吏暗中出资经营，可以说北宋的商业行会事实上就是官绅和豪商大贾共同把持操纵的。南宋初年，南方商品经济发展规模超过北方，富商大贾“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利用政治特权，肆行兼并掠夺土地，并且“假名早日冒户，规免科需。
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一些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他们的子弟通过交结地方官吏以郡县学籍参加了科考，一部分弟子由此步入仕途，而官府对此并不明令禁止，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不许商人子弟仕官为官的成例。卿相出自科举是明代的定制，商人子弟入仕做官，提高了商人家族再社会上的地位，同时商人家庭借此利用其政治地位巩固他们商业上取得的成就，这就是出现官商一体化家族最根本的原因。
封建经济的发展，商人势力的扩充，必然引发商人参政议政分享政权的愿望和可能。经济服务于政治的思想牢牢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是商人依附封建政权的前提，也是官商一体化依托的基础。明代最早形成的山西、陕西商帮，在明初“开中”输粮、纳米换引阶段，秦晋两省的商人，以地临九边卫所的优势，捷足先登，成为明代最早有合法身份的官商，这部分官商人称边商。边商的经营活动属于政府行为，风险小而利润大，而且是垄断商人，与盐商的经营活动类似。
政治与经济结合的关键在于官与商的相互渗透，相互依托，相得益彰。家族中的子弟要读书做官，不仅需要耗费一定的财力，而且也需要家族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为此，一个家族为了让子弟做官，就需要有人经商，子孙再家族财力的支持下成为官僚学者扬名显姓，反过来又提高了家族的商业信誉和知名度。当时许多山西商家就意识到：官商结合型家庭是一种最理想的家庭模式，封建政治和封建经济必须在相互依托中求得生存，求得更大发展。明中叶以后，官商一体家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现象，除晋商外的其他地方商人也有官商一体化家族的存在，但山西商人更为典型和突出，时间上也更早一些，因为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大的商业帮派集团是在明初形成的，特别是开中制实施以来，山西商人与官方的关系较其他地域商人更为密切。
商品经济部发达的封建社会前期，商业经济只是封建政治的附属品，富商交结官方只是个别现象，不能形成气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于统治者的利益需要，决定商人是否可以捐资授官，商人结交权贵处于比较隐蔽和被动的状态，并不能对国家形成大的影响。然明清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以地域地缘关系广结商帮，国家对商人入仕以及商人子弟科考政策有所放松，加之清代以后由政府出面推行捐纳授官职，使得官商结合有了更广泛的基础，官商一体化得到了充分发展。
明清山西官商家族：当官为经商护航
明代山西官商家族中的官和商是分别来做的，用明清官商家族出身的大官僚杨义的话说就是"商则不官，官则不商，既商之，又官之，其名不正，其事不雅。吾不为也。"明代做官的人基本上是通过科举正道步入仕途的，官商家族中，既有经营大买卖的直系亲属，同时也不乏朝臣要员，他们还利用姻亲方式巩固加强相互间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有时甚至不惜大量的钱财去结交当朝权要，争取政治上的更大成就。
明代的一个大家族里，官员的地位通常要比商人要高，不少商人是因为当初科考落第走不了仕途专而业商，在商人子弟有了出仕机会后，整个家族就要全力以赴，大力支持，因为家族的生存发展，还要赖封建政治的庇护和支持。家里有了做官的人，对于许多经商的人来说是找到了坚强的后盾，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又了精神支柱，做起买卖也能少些后顾之忧。不过，当时的许多人对经商的官员是鄙视的。
和明代官商家庭不同的是，清代的山西官商家族中难以分辨官与商孰高孰低孰重孰轻，这是一种观念上的变更。山西商人对自己的经商活动并不轻看，认为业商是一种正当的职业，较之它业并无尊卑贵贱之分，不少山西籍人士在科考与业商二者间甚至更热衷于商道，因此清代山西人在商业财产不断聚增的同时，科举方面呈现出滑坡态势，不少有才智的商人子弟舍仕而业商。
买官获爵的捐纳制度贯穿了整个清朝，这对清代山西官商家族的构成甚至清朝政治都有影响。捐官文职可至郎中道员，武职可至千总把总至参将，有钱人家的子弟可通过捐银轻易得官，这对已经积累了一定资产的山西商人极为便利。商人在经营买卖的同时，通过捐纳途径得到一个管缺，经商做官二者合一，一身二任，似乎更像是绅商，既有钱财，又不乏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