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逮捕的义和团成员当街就斩，斩杀义和团成员 不是砍头 而是慢慢的割....
义和团仇视一切与洋人有关的东西，有用洋物者，如纸烟、小眼镜、洋伞、洋袜，必杀无赦。曾有六位学士路遇义和团，因身边带有铅笔一支、洋纸一张，便被乱刀拿下。还有一家因有一根火柴被搜出，结果一家八口全部被杀。
在1900年2月的李鸿章手记中，提到了他对义和团的看法：义和团反对所谓的洋鬼子，这种行为对中国无一利而有百害，我的这个观点几乎没有给太后留下多少深刻印象。赶洋人出去是不可能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因为洋人撤资却在许多方面更加贫穷。我最后一次在北京时，一直努力地对朝廷说这些观点。太后显然有时倾向这些。
义和团把传教士称为“毛子”，教民称为“二毛子”，通洋学、懂洋语、用洋货的依次称为“三毛子”、“四毛子”直到“十毛子”，统统都在严厉打击之列。
李鸿章任两广总督时，曾多次电奏朝廷，反对慈禧的“联拳灭洋”政策。当朝廷向洋人宣战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李鸿章公开表示“粤不奉诏”，义和团也明确提出要杀“一龙二虎三百羊”。“一龙”即光绪皇帝，“二虎”即李鸿章和庆亲王奕劻，“三百羊”是朝廷中支持对洋人主和的众官员。
1900年，慈禧向十一国宣战后，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与各参战国达成协议，称为“东南互保”。他们宣称皇室诏令是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因此拒绝执行。
美国1913年出的《 李鸿章回忆录 》中，说到了义和团的隐患：“据李鸿章说，他当时是两广总督，1900年年初他已经预见到中国将有一段时期因为义和团同外国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问题，或者说北方将主要以拳头来对话。”
全国各地1900年6月24日～7月24日期间，被杀外国人231名，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妇女198人被强奸剖开孕妇的肚子，俄国妇女占了100名，儿童直接丢进火里焚烧，他们大都死于义和团之手。至于中国的教徒(教民)和所谓“二毛子”被杀的，更是没有算清的糊涂账，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义和团杀死的，官兵也杀了一些。仅山西一省，就有中国天主教徒15700余人被杀。奉天(辽宁)全省“教民人命千余”。“而直隶(河北)全省杀人焚屋之案，几于无县无之。其杀人多者，一县竟至一二千名口”。甚至浙江亦“抢劫、焚毁教民家室至一千余家之众”。
在山西，全省被杀的中国天主教徒计据说有15700余人[1]，新教徒也有数千人，其中以内地会为最多，其他属于公理会，英国浸礼会等。7月9日，在太原巡抚衙门前，巡抚毓贤杀死天主教方济各会传教士12人(意大利籍艾士杰和富格辣2位主教，3位神父、修士，7名修女)修女遭到割乳拔皮、蒸煮[18]，新教传教士及其家属子女34人(属于英国浸礼会和寿阳宣教会，其中儿童11人)，共计46人。[19][20]山西是全国仇杀外侨和平居民最多的省份。(详见：太原教案)
义和团的行为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而且针对对象从光绪帝(所谓一龙)、李鸿章、奕匡(所谓二虎)、京官大臣(所谓十三羊，或谓三百羊，宣称京官除十八人外全应杀[4])至洋人、教民、普通百姓(所谓十毛)，无法无天，除屠杀外，也奸淫据掠[3][4]，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的传统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实属野蛮残暴。如据当时记载：“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车夫小工，弃业从之。近邑无赖，纷趋都下，数十万人，横行都市。夙所不快，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
在浙江的衢台二州，也发生了集体屠杀事件。湖南衡州和陕西，也发生主教神甫被杀事件。在山东、河南，教堂被毁者占十之七八。
在内蒙古，7月19日，清军马队攻进蒙古西南教区主教座堂所在的二十四顷地，村内大批天主教徒被杀，比利时籍的韩默理主教则被“手足合系，贯以竹竿，”然后“以铁索穿肩骨，囚以笼”，到处游街，7月24日，在托克托城被杀。[21]蒙古东部教区则发生滦平县活埋神甫事件。[22]蒙古中部教区除在西湾子(河北崇礼)主教座堂避难的5000多教友外，绝大部分(3200多人)被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