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正式形塑“国父”之历史形象是在光复之后。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国民政府即采取道路命名、机构命名、建立纪念场所等方式来加强台湾民众之国家认同,以摒除日据时期“皇民”思想之负面影响。“国父”作为国家的形象符号,也是重要的宣教内容。以路名为例,台湾光复之后,不少地方将日据时期的道路改为“中山路”。如台中市的中山路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叫“新盛桥通”,嘉义市的中山路曾叫“大通”,高雄市的中山路曾叫“昭和通”,在光复后均改称为中山路。在台北县的淡水镇、莺歌镇、金山乡、石门乡、八里乡等许多乡镇都有中山路。台北市之中山区,亦为光复后为纪念孙中山而命名。1949年,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在两蒋时代,台湾与大陆在政治军事上处于敌对状态,不过两蒋仍然坚持一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反对“台独”,强调“中华民国”的政治和文化认同。“国父”作为历史记忆和国家认同的符号,需要依赖于物质及文化的不同形态予以提醒强调。在1949年后,台湾关于“国父”的纪念和记忆几乎全方位展开。
节日纪念是强化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在国民党迁台后,1954年公布了《纪念日(或节日)纪念办法》,1982年公布了《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将节日纪念及国定节日作为重要的政治仪式。在“国父”纪念方面,每年3月12日之植树节及11月12日的诞辰纪念日是最为主要的节日。在“国父”百年诞辰中,国民党和“政府”举办盛大纪念活动。自1951年始,还将纪念日扩升为纪念月会活动,为时更长,活动更多。1966年,还将“国父”诞辰纪念日定为中华文化复兴节,强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在诞辰纪念日,“总统府”及中枢会举办纪念大会,由“总统”发表讲话。在蒋介石时期,多强调奉行“国父”遗教,复兴中华文化,“光复大陆”。到蒋经国时期,纪念大会讲话多注重台湾经济及民生问题。中枢纪念日还举办专题演讲,由与孙中山有渊源的政府资深官员演讲。民间也会举办纪念大会,会后有民众游行及游乐活动。《中央日报》、《联合报》等媒体还会发表社论,缅怀“国父”革命历程,向“国父”致敬。“国父”诞辰纪念、双十“国庆”、中华民国建国日纪念,共同构成“国家”层面上的政治仪式。
物质形态的纪念空间也在不断营造。最为重要的是台北国父纪念馆。该馆于1964年筹建,1965年孙中山百年诞辰之时奠基,1972年5月正式完工。纪念馆原隶属于台北市政府,1986年改隶台湾当局“教育部”,后合并阳明山中山楼,机关名称从国父纪念馆管理处易为“国立国父纪念馆”。此外,还有中山楼、中山博物院、中山桥、中山宾馆等建筑。孙中山的雕像也是直接展示其历史形象、寄托民众缅怀与崇敬之心的重要载体。在台湾的孙中山雕像极多。宜南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石像是1948年所建。台北中山堂孙中山立像,由嘉义人蒲添生制作,于1949年建成。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和“国父纪念馆”,还竖有孙中山铜像。在台湾全岛以中山为名的学校、道路、机构、区域也随处可见。在学校方面,既有大陆迁台的中山大学,也有数量极丰的中山“国中”、中山“国小”。在台北市、高雄市、新竹县、彰化县、台北县等,均有中山“国中”、“国小”。在道路命名之中,中山路遍布全岛,如台北县、台中市、台中县、台南市、台南县、高雄市、高雄县、新竹市、新竹县等,许多乡镇也以中山为路名。台北的中山路分南、北两路,分布有逸仙公园、“国父史迹纪念馆”、中山美术公园、中山市场、中山足球场。台湾之中山公园极多,据统计有16个中山公园。在中国台湾地区,“国父”与“国号”、“国徽”、“国歌”均为“中华民国”的象征性政治符号,是国家与历史认同的重要内容。孙中山作为“中华民国国父”的尊号系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确定。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后,不仅将之视为延续党统的象征,也将之视为“中华民国“正统的标志之一。因此,在文化符号和物质空间上不断加强对“国父”功业及精神的宣扬,增强民众对“国父”的历史记忆和情感依恋。随着台湾地区“国际地位”及岛内政治生态之演变,“国父”内涵亦有所变化。作为海峡两岸共同尊崇的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成为台湾与大陆维系共同历史记忆、推动政治和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基础元素。但在“台独”者看来,“国父”记忆之中蕴涵的“中国记忆”、“统一意识”是走向法理和事实“台独”的重要障碍。陈水扁在2000年上台后,采取一系列动作来推行“去中国化”,甚而“去中华民国化”。在2004年前后,关于“国父是否外国人”的问题在台湾朝野爆发激烈争议。以民进党为代表的绿营试图通过正名、修改教科书等方式来消解“国父”记忆;以国民党、亲民党为代表的蓝营则反对政治干预教育,竭力维护“国父”地位。本文主要运用台湾地区的报刊资料,试图对台湾“国父”记忆及2004年前后台湾关于孙中山“国父”称号的争议进行解读,以了解台湾地区现实政治权争及“统”、“独”对峙之中历史记忆的现实功用问题。
一、“国父”称号之政治意蕴及两蒋时期的记忆强化
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及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其历史功业受到中国民众及海外华人敬重。孙中山在世之时,国民党内多称“总理”。“国父”之称,始于孙中山逝世之后。1925年3月12日,社会各界在北京中央公园社稷坛举行公祭。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呈上巨型素花,横额当中大书“国父”二字,其唁电挽幛均称“国父”。目前,学术界多以此为孙中山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的台湾岛虽在日本侵占之下,民众举办追悼会亦称“国民之父”。台湾在孙中山逝世后三年也建立了塑像。1928年时,台南的佳里镇金唐殿就树立起孙中山之塑像,是汕头人何金龙所雕,此为台湾最早的孙中山雕像。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之后,中国国民党在正式仪式及政府文本之中,仍尊称孙为“本党总理”。中国共产党虽反对蒋介石及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仍尊孙中山为“中共的老师”和“革命的旗帜”,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国父”之称在政治和法律上的确立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143次会议决议:“尊称本党总理为国父,以表尊崇。”根据中常会的决议,国民政府于同年4月1日通令全国,以总理孙中山“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尊为“中华民国国父”。同年5月29日,国民政府又规定,在政府机关、民众团体应一律改称“国父”,在国民党党内称“国父”或“总理”均可,民间已印就之图书文字则不必强令改易。这样,“国父”就和“国歌”、“国旗”、“国徽”一样,成为国家之政治象征符号。严格说来,关于孙中山历史记忆的形塑在其逝世之后就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中国国民党举办奉安大典、修建中山陵;规定祭祀及日常纪念的仪式;地方及民间社会修建中山公园、树立孙中山雕像;植树节及纪念曰的确立等等,都在空间及时间上使社会对孙中山的记忆不断得到提醒与延续。1940年确立“国父”地位,只是这一趋势的强化。陈蕴茜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威崇拜的遗存和延续,又是国民党政权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刻意制作政治象征符号、借以整合社会、巩固其威权统治的一大创制。这一分析揭示出孙中山作为历史符号在国家认同、权威建构及政权党争之中的现实作用。
学校教育之中所采用的历史教材也是形塑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对受教育者的历史知识建构、民族国家认同、文化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刻影响。“国父”作为中华民国之开创者,其定位是受到中国史与台湾史之关系而变化的。在1949-1995年以前,台湾中小学教科书一直实行统编制,即由教育部门统一制定教学大纲并由国立编译馆编撰教材,教材直接体现“国家”关于历史的主体论述。到1995年后,改统编制为审定制,允许学术及教育出版机构自编教材,而由“教育部”审定,实质生杀大权仍操之于“教育部”。在两蒋时代,坚持中国史的主体论述,并在相当长时期之内延用大陆时期之用本,台湾作为中国之一省的地位及“国父”的历史地位,自不容置疑。无论是社会课本还是高中教材,都强调国父的伟大业绩。在1971、1972年,先后两次修订高中历史课标,历史仍分本国史及外国史两大部分,以本国史为主,其中增加关于台湾史的内容。到1983年、1985年,又两次修订课标,将历史教科书定为5册:第1-3册为本国史,即中国史;台湾史则按中国之一地区,置于中国史范畴之内,但内容大幅增加。第4、5册为外国史。多次修订之中,中国史观仍是核心基点,台湾史一直是隶属于中国史的范围内讲解,并不存在政治争议。到1994年的国民中学课程标准之中,新增加《认识台湾》的社会篇、历史篇、地理篇各一册,这是首次在教材体系中编排专门台湾课程,显示台湾史的比重和地位在不断提升。虽可说是李登辉推行台湾本土意识之一种体现,但增加乡土认识也并无不可。台湾有学者分析台湾高中历史课程的教科书中的台湾论述,认为整体上看“关于台湾史的内容,是从中国史观出发,以大中国的意识形态对台湾史进行诠释与再现的”。孙中山来台之史实被反复宣讲,成为构建“国父”与台湾关系论述的重要依据。总体而言,在两蒋时期,台湾地区的中国意识和中国史观是得到加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台湾岛长期受日本占领而国家认同不足之情状。
通过国家的政治仪式、物质空间上的布设、文化意识上的形塑、社会活动的展示,“国父”之形象在台湾岛内得到空前加强,成为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政治、社会生活之中不可缺少、随处可见之象征符号。国父的内涵随政治环境之演变也在发生变化。在大陆时期,孙中山被认为是民主与革命传统、国民党党统、中华民国国统之象征,其诠释权受各方争夺。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以“国父”形象、“国父”遗教作为号召民力、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在每年的双十“国庆”及“国父”诞辰纪念之中,国民党、“政府”部门都会发布文告、举办仪式,规划活动,以此宣示政策、感染民众。在文化层面,孙中山也是台湾与大陆作为中国共同组成部分的纽带。作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跨越了海峡,受到两岸的共同尊敬,因而也有超越两岸政治纷争的象征。正因如此,“国父”记忆.才与“中国记忆”、“中华民国定位”、两岸关系发生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在解除“戒严”以后,台湾民众的本土意识明显增强。但是,单纯的乡土意识或者说主体意识并不必然会挑战民众的中国观念,但“台独”势力将有意将主体意识与“台独”意识连接,并力图切割台湾与大陆之政治文化关系,对1949年以后经国民党之努力构建起来的文化及国家认同造成威胁。二、“国父”尊号争议与历史教改的定位
正因“国父”尊号与中国之内在政治文化联系,使其在台湾的蓝营、绿营之争中成为焦点。李登辉早期坚持以“中华民国”主体性来与大陆对抗,还未触碰到“国号”、“国父”等国家符号议题。到其任职后期,“政府”机构对于双十“国庆”、“国父”诞辰的纪念已经有淡化转调之势。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选举中,国民党因宋楚瑜、连战之争而分裂,陈水扁当选为台湾地区领导人。迫于大陆的政治压力,陈水扁在就任时宣称在任期间将实行“四不一没有”政策。但在实质上,陈水扁及民进党利用政府资源持续推动“去蒋化”、“去中国化”,“国父”尊号亦受波及。
在陈水扁第一个任期内,“国父”议题即起争论。2002年,民进党系的“法务部长”陈定南说,“法律没有规定国父是谁”,引起在野党强烈不满。国民党籍“立委”一面反驳民进党的不当言论,一面组织民意调查。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公布民调结果:95%的受访者承认中华民国“国父”是孙中山,78.1%受访者支持法律明定孙中山为“国父”,高达六成三的民众认为否认“国父”者是故意制造族群冲突。“国父”争议全面爆发是在2003-2004年闾。在2003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进入最后阶段,陈水扁以“正名”、“制宪”、“改国号”等手段来激发“深绿”民众,争夺选票。到2004年11月“立委”选举前夕,“考试院长”姚嘉文及考试委员林玉体在参加完“国父”诞辰典礼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放言“国父是外国人”,还主张废掉“国父”,进一步引起社会争议。
由杜正胜掌控的“教育部”出台的《高中历史课程暂行纲要草案》使“国父”争议及“中华民国”定位问题全面发酵。2004年11月,台湾“教育部”制定的“纲要草案”上网公布。根据新草案,高中历史新课程第一册教台湾史,第二册教中国史,第三、四册教世界史。“台湾史”分为四个单元:史前至19世纪为早期历史,与20世纪上半叶的日治时期各占一单元;20世纪后半叶的战后台湾,则分政治与经济两个单元。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单元包括“战后初期”、“威权体制”、“自由民主”三大主题。“战后初期”讲述国民政府接收台湾的窃政、坏政与“二二八事件”爆发、影响,并首度检讨过去历史教科书所教的《开罗宣言》及“中华民国”接收台湾的争议。同时更把国民政府迁台后到解除“戒严”前的时期定位为威权体制,予以负面解读。“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关系直接涉及“国父”的定位问题,而将国民政府接收台湾视为“窃政、坏政”,直接否定其合法性,将之视为“外来政权”。此种历史论述潜藏着“台独”的政治逻辑,如将台湾史与中华民国史分解,将国民政府与台湾分解,台湾必将寻求新的政治定位。
民进党不少“立委”也在媒体上放言去掉“国父”。民进党籍“立委”王淑慧与庄和子等表示,台湾人民不必也不需要再接受中国国民党党国思想扭曲教育,已提案建请政府“去国父化”,将“国父”一词“去官方化”。认为“国父”是独裁政权专有称呼,台湾已民主,不应设定“国父”。根据提案内容,“国父遗像”、“国父遗嘱”应改为“孙中山遗像”、“孙中山遗嘱”,“国父纪念馆”改为“孙中山纪念馆”或“孙逸仙纪念馆”。提案“立委”还建议,陈水扁往后主持重要大典,不要再念“国父遗嘱”,以示与国民党党国思想区隔,官方不必再搞八股、封建、党国化程序,应走庄严官方典礼活动流程,才符合现状。孙中山一向被视为民主革命的先驱,现在“国父”反而被认为是独裁政权的称呼,显然是将之与蒋介石时期的个人独裁联系在一起。在民主时代,直呼“国父”之名并非不可,但因此而视为外国人,显然是有意将“中华民国”、“孙中山”与台湾相区隔。
国民党反对民进党将“国父”议题作为党争的工具。有“立委”指出,“若将《高中历史课程纲要草案》列为正式教科书,根本是‘台独’教育大跃进,而且,这种充满意识形态的史观,也会混淆、扭曲高中学生对国家历史的认知”。部分台湾学者指出,中华民国创建史不应该被台湾史排除。历史教科书应有多元观点,“避免掉入统独、蓝绿之争,不宜把国民党执政简化为全然负面的‘威权体制’,忽略经济等其它面向贡献;也不宜把中华民国创建史排除在台湾史之外,两者互有相关”。台湾师范大学大历史教授廖隆盛认为,仍应承继五权分立的“中华民国”建国精神,在提到台湾政治史时,“不能不提辛亥革命、北伐、中日战争、国共内斗等早期实施宪政的历史过程,所以高中教科书台湾史,怎能排除中华民国建国史”?尊重和维护孙中山及国民党对台湾的历史贡献涉及国民党的合法性问题,如果顺着民进党的思路而行,国民党将会陷入“外来政党”的泥淖。面对各方不同意见,台“教育部”决定举行听证会。在2004年11月13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到场人数有200多位,场内“台独人士明显人多势众而占上风”,反对者被指称为“北京派来的”,发言的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台独”的政治语言。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的教授王仲孚批评登记发言程序不公,“全国教师会”高中职委会主委黄耀南痛斥公听会遭到政治力介入而无法客观讨论。《中央日报》发表新闻时,加上副题日:“不满反独人士提出看法即遭轰,甚至引发肢体冲突,教界痛心意识形态糟蹋历史。”在听证会上,也有家长呼吁“别闹下去了”,希望课纲小组勿让政治性意见纳入修正参考;让历史呈现事实,不容政治力扭曲,各界未达共识前未可轻易实施。一些学者及教育团体多对“教育部”之草案持否定态度。全国教师会与台北市历史科教学辅导团提出具体建议,要求高中历史课程纲要删除“《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实质效力之检讨”、“《旧金山和约》”、“威权体制”等“主观涉及价值判断的字眼,不要将历史科推向历史”。要求采取中性、多元陈述争议史实,培养学生判断思考力。
国民党、亲民党则通过举办政治活动来回击民进党否认“国父”的举动。国民党2004年11月24日晚在桃园县立巨蛋体育场举行110周年党庆暨桃竹苗造势活动。在党庆活动中,演唱纪念歌曲,替孙中山定位。国民党主席连战,副主席吴伯雄、王金平、马英九先后致辞。国民党资深元老郝伯村在谈到“国父”争议时强调,只有“中华民国”的“国父”,没有台湾“国父”。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全体中国国民,所作所为受全体中国人尊敬。亲民党宣告,要求陈水扁必须说明白,并停撤不适任官员,还指出陈水扁自己就想当台湾“国父”。嘉义县国民党“立委”参选人到眷村向孙中山遗像献花,捍卫“国父”尊严。在孙中山逝世80周年纪念之即,连战亲赴“国父纪念馆”致敬,严批“国父不止一人,是外国人”的说法是妖言惑众。国民党对民进党在否认“国父”背后的政治意图抱有很深的警惕,蓝营人士的抗议也说明民进党的操弄并不代表台湾全体民意。
面对舆论反弹,陈水扁不得不表示退让。他在孙中山遗像前发表谈话指出,孙中山就是“国父”。“行政院”发言人亦正式表达立场:“台湾与中华民国的联结关系,不容扭曲”,“如果孙中山是外国人,怎么会有这些法规?更何况文武百官都是在国父遗像前宣誓就职的。谁说孙中山不是国父,就是背离事实”。无论如何,陈水扁及“行政院”的正式表态使“国父”争议暂时平息,其企图以否定“国父”来行销“台独”、操纵选举的目的也暂时落空。在野党及民间人士的反弹表明,“国父”认同在台湾具有浓厚的历史及情感根基。
台湾学术界及教育界人士大多反对政治干预教育的做法。“中央研究院”院士许倬云、明新科技大学校长张光正、前东吴大学校长刘源俊、前台湾师大校长简茂发等75位学者登报发表《当良知成了雪人——致陈总统书》指出,故事遥远了成为历史,历史被改编了成为新闻,新闻被谈论了成为议题,创新的议题成为媒体源源不绝的信息。然而,这些信息带给台湾的空间是什么?是疑惑、张惶、傲慢、敌视,还是愤怒,仇恨?信中指出,族群和谐,文化认同,国家安定,是伟大的历史课题。但一到选举季节或沾染政治思维,马上落入是非不分的党派立场。信中呼吁,卸下蓝绿黄橘的政治外衣,让政治与教育分离,“将一切的色彩还原到纯净的光明”。
“教育部”课纲起草小组经三场公众听证会后,历史小组决定为免卷入政治纷争,删除《开罗宣言》,《旧金山和约》及《中日和约》等段文字。第一册台湾史单元内容比重也将大幅调整,增加清领时期内容。中国史和世界史内容精简。项目小组认为,孙中山领导建立中华民国时,台湾仍被日本统治,且孙中山推翻的是清政权,不是日本政权,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仍属于中国史。纲要虽然认定中国史之体系,但“清领时期”的说法有将台湾与中国历史割裂的意蕴,对涉及台湾地位的国际文件、中华民国与台湾之关系却模糊处理。“国父”称号也自教材之中消除,以姓名称之。“国父”之争和教改问题暂时平息。
三、“国父”定位与岛内的蓝绿之争
陈水扁及民进党推行去“国父”化是着眼于“台独”的政治需求。在早期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之中,视“中华民国”为已经“独立”之政治实体。因此,民进党谋求以去“中国”化来切断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历史文化联系。也就是说,在早期“去中国化“的“台独”理念中,可以不必去“中华民国”化而使台独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但基于大陆的政治压力及国际政治现实,这一路径无法在外交上取得突破。陈水扁转而谋求激进“台独”,试图通过岛内的政治操作,以去“中国”化之名推动去“中华民国”化,“正名”之类的种种动作,均是着眼于这一目的。
但民进党没有料到的是,民众对“国父”的认同度极高。民进党官员视“国父”为外国人,视“中华民国为外国”的言论不仅被蓝营人士批评,也难为大多数普通民众所接受。在大多数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国父”符号遍布全岛,在生活之中随处可见,不仅是“国家”之政治符号,也成为具有情感的精神记忆。《联合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孙中山是外国人的国父,所以数十年来,咱们公共生活中的‘国父诞辰’、‘对国父遗像行三鞠躬’、‘恭读国父遗嘱’、国父纪念馆前的宪兵等,全是在怀念、景仰一位外国人哪。国父成了外国人,所以包括三二九黄花冈、双十辛亥革命,全成了外国史。忠烈祠所奉祀的,也都成了外国先烈了”,这不仅不合于法,也有悖于情。《联合晚报》社论指出,“历史的书写是权力宰制的一部分,国民党过去曲解历史让我们遗憾,如今教育部对当代史的解读与重组,让人在遗憾中有更多的无奈”。社论批评台湾教育部门,“历史不等于意识形态,历史不是权力工具,历史纵然免不了对过去的重建,但历史终究不是涂抹与割裂,将几个世代半世纪以来的共同记忆‘外国化’,看不出对朝野、对两岸能营造出任何和解的期待”。“国父”争议,正是历史记忆作用于现时社会的直接反映。民进党在台独语义中对“国父”任意解读,在岛内造成了认知的混乱。的确,台湾经过党外运动及选举活动,民众的民主意识有了很大的提升,蒋介石时代的个人及权威崇拜已难立足,对“国父”的认同也较“戒严”时期有相当程度的改变,民众的自主情感理解的因素增加。民进党将否认“国父”作为打击国民党、割裂两岸历史联系的政治议题,但岛内的主流民意仍是维持现状,这决定激进“台独”言论难以为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中间选民的认同,陈水扁推行的公投制宪为民众所否定即可说明这一倾向。“国父”变成外国人的言论使民众感到荒唐,与历史教材中的台湾定位问题联系在一起,造成民众对自身政治身份认同的困惑。《中国时报》上发表文章《别小看认同问题》分析说:“政府官员解构中华民国的国族认同体系,其实是在摧毁许多人的信仰,亵渎他们的神。这不是学术和言论层次所能包容的,其政治反弹绝非台湾社会所能承受。”“台独”是岛内分裂势力的政治目的,但不能无视或扭曲已经存在的历史事实,以之取代岛内国家和文化认同的符号。民进党的问题在于,想将台独的政治目的泛化为全社会遵从的意识形态,这与岛内的主流民意是相违背的。陈水扁转而利用政府强制力来进行,遂造成广泛争议。
民进党对在“国父”争议中的挫败并不甘心,在正式编定的历史教材中仍全面贯彻“去中国化”。2006年1月,在台湾首次独立成册的《台湾史》教科书发行上市。在2007年正式实施的新纲要中,在中国史部分,不仅浓缩过去占历史课甚大比重的中国史教材,“国父”、“中国”等部分名称也因应社会演进而有更动;以往被称为“本国”、“中共”、“大陆”的名词均改为“中国”,“武昌起义”也改成较中性的字眼“起事”,“日据时期”改成了“日治时期”。过去政府部编本采用的“国父孙中山”,甚至空一格等传统写法,也被更新为“孙中山”或“孙中山先生”。如果说“国父”改换以姓名相称并非不可接受之事,关于“本国”等类改变则会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受教育者对中国的历史记忆。“台独”分子还持续对“国父”进行攻击。2006年2月,“台独”报纸《自由时报》还发文说,“孙中山在台湾还被不少人称为国父,那是国民党长期把持、垄断历史的后遗症”。“国父”、“国号”暂时难变,陈水扁就着手从国、公营事业单位人手,要求中油、中钢、中船及中华邮政更名。在2007年5月,中正纪念堂被改名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2007年正式采用的历史教材的改变是否为民众所接受呢?《苹果日报》所做的民调显示,历史课本不再出现“国父”一词,只称“孙中山”,有高达七成三的人不赞成;“我国”、“本国”、“大陆”全改为“中国”,六成三的人认为不适当。有历史学者痛批,这是“教育部部长”杜正胜强烈“台独”思想介入教科书审查小组所造成的结果,有可能造成学生对历史认知的错误。国亲两党也痛批杜正胜用“台独”意识形态乱改历史,“完全不适任的部长”!国民党主席马英九透过幕僚表示,教科书已被特定意识形态垄断、把持。值得注意的是,陈水扁利用任期的最后时间将历史教材更改付诸实施,其中更改“我国”、“本国”、“大陆”及台湾史与中国史关系的论述如长期施行,将会对民众的历史认识造成深远影响。
“国父”与“国旗”、“国歌”、“国庆节”,“都是承载人民共同想象的符号,但当今执政者每到政权危急时,就以破坏这个共同想象以图自保”。此类政治操弄,无视两岸民意,极为短视。“国父”一度成为蓝营、绿营之争的焦点议题,反映的是两者不同的中国意识和两岸政策;而认同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是认同“九二共识”的重要体现。同时,两岸对孙中山的历史地位都予以尊崇,可以说孙中山是两岸在历史文化交流方面最大的公约数。在2005年,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主席先后访问大陆,孙中山及辛亥革命的纪念场所是三大党共同的访问之地。实践孙中山的理想,实现两岸和平与发展,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两岸的共同任务。2011年,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年,两岸都在筹备重大的纪念活动,各方都期待两岸能够共同举办。在民间,以孙中山、辛亥革命与两岸关系为主题的学术及文化交流活动频繁进行。这些都说明,两岸关于孙中山的历史记忆是互相对话、建立信任的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