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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3月份蒋介石日记公布之后，研究者纷至沓来。作为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人们认为，蒋介石日记的解密，会帮助世人窥视这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从中了解近代中国的变迁。历史学家也希望通过这一经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自己来记录、还原历史的真实。
蒋介石日记公布至今已经有六年了，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如何？近日，以蒋介石日记研究为依据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三位作者———北京大学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金以林在一起进行了对话。
研究20世纪中国绕不开蒋介石
王奇生：蒋介石日记发表已经6年，前面几年基本是一个炒作的阶段，日记出来是具有新闻的效应，但是真正从日记出来到研究成果出来是有一个周期，这个周期五至六年很正常。
汪朝光：研究20世纪中国史蒋介石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不了解蒋，你肯定就不了解20世纪上半年的中国历史。但真正从学术角度出发，比较厚重的研究还是很缺乏的。因为流行的那些书，说好听一点，属于普及性读物，说不好听连普及性都说不上。
蒋介石爱读经书对独裁者印象好
王奇生：这本书可以说几乎每一篇都是创新。我们就是想举一个例子，某一个问题的某一个观点，以前是怎么看的，现在有什么新的看法。你的某一个问题，以前是怎么看的，现在给你颠覆了。
金以林：书中有一篇文章是我写的，讲1932年的蒋介石。1932年，除了“一二八”沪淞抗战没什么事。蒋1932年的日记我读了三四遍，这一年对他的变化和影响很大。
1932年以前的蒋，更多的是在追求军权跟党权。他1924年当黄埔军校校长，1927年北伐，1928年北伐，北伐完了就内战，从蒋桂战争到中原大战，一直在忙党内的各种问题，始终没有提到国家政权建设。1932年以后，很有意思的是，他在年初总结他下野的时候有一个观点，就是觉得他跟知识分子很疏远，他要调整跟知识分子的关系。
1932年后，他系统地找了一批顶尖学者给他讲座———像王世杰，当年是武汉大学的校长；像翁文灏，是清华大学的代理校长。萧一山给他讲清代的政府是怎么做的，教育他去找胡适谈。后来，他把这一批人引入到政府里了。翁文灏最后做到了行政院长。王世杰抗战前做教育部长，抗战中做外交部长。
以前老说蒋介石跟政学系如何，我个人觉得，让政学系这些人来管理国家，实际上国民党党内反对的力量很多。但是，国民党党内，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党务干部，他们管理不了国家。从1932年以后开始，蒋介石开始考虑怎么建国了。
汪朝光：蒋介石日记对于近代史的研究还是有一些发现。比如说最后一篇的读书史，这填补了一个空白。比如龚育之写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我觉得确实可以做一个整合性的研究，即20世纪的上半叶，中国领袖在读什么书。
蒋的读书史，确实要看蒋的日记，否则他读什么书别人不知道，如果回忆录里涉及，可能也没那么完整，但是蒋的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今天看了什么书，看了书之后有什么感想，这样就便于我们做这个研究，我觉得这个是填补空白的。
再比如说，《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这篇文章所揭示的蒋个人成长的历史，如果不依靠这个日记，确实很难做出来。
王奇生：毛泽东喜欢读历史书，蒋介石喜欢读经书。毛泽东是绝对不读经书的，两个人的重点完全不一样。毛泽东尤其喜欢读野史，蒋是绝对不读野史的。
我原来对蒋读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读经对他的人生有影响。就是说一个人的权力到了顶点，没有制约，这个时候很容易走极端，很容易为所欲为。但是蒋是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最后没有走极端，没有成为希特勒，这跟他读经有很大的关系，他这种修身养性，确实对他个性和行为有影响。
金以林：我基本不认同蒋读经修身不走极端独裁之路的观点。蒋也想随心所欲、对权力垄断。只是蒋所处的这个环境，他对国民党，对方方面面的权力垄断，远达不到其他人的时代。就像你说的，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它当然想成为强势独裁，但是他达不到联共的水平。而且蒋也不是说不读史书，相对来讲，他很强调应用性的时候，他也要看史书。
王奇生：他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读了一些史书，但是完全不能跟毛泽东相比。
金以林：他对国外图书、海外经验的借助，可能比毛多。1932年他非常认真地读《俾斯麦传》。他在谈到民族独立的时候，读《凯末尔传》，他就觉得无论是俾斯麦也好，凯末尔也好，是他学习的楷模，都面临着民族的危机，怎么解决民族危机，然后怎么国家独立。
王奇生：蒋对斯大林感觉不错，尤其是抗战时期到1940年代，他觉得最了解他的是斯大林。
金以林：蒋对独裁者印象都很好，不是说他不想独裁，或者读了经书以后有了自我约束，是他达不到独裁的程度。
他对谁都不信任日记里骂人无数
汪朝光：另外，日记的作用仍然是有限的，日记本身又是一个非常主观化的史料，万万不可把日记当成一个真实的历史。
我举一个例子：近代史研究所的史学家罗尔纲先生，写的《师门五年记》，里面说胡适从北平南下，只有他一个人到火车站去送行。可是余英时先生说，胡适自己就有日记，当天到场的有七八个人。余先生也挺厚道的，他只是指出了这个事实，他并没指责罗先生究竟出于什么目的，说只有一个人去送行，这个显然不完全是记忆的差误。因为七八个人，你总得记住一两个人吧，可见这里面有主观的因素，更别说因为客观的因素，确实就是忘了，这个更是很常有的。
所以如果我们把日记当成判断一个人行述的唯一标准，一定会受到误导。像日记和回忆录这样的材料，都是不太可靠的。我觉得，回忆录在本质上跟日记有相通之处。
金以林：前一段总有人争论蒋介石日记的真假。我们研究所去抄了一套，大致下来有500万字。但是问题是，有些事日记没写，比如说“4·12”几乎就一笔带过，包括皖南事变也是。
汪朝光：蒋介石日记里面也有虚饰、有意歪曲和夸张的一面。
信基督出于功利也曾讲人定胜天
王奇生：蒋介石50年每天日记写上，早上几点起床，晚上几点睡觉，基本上不变，你基本上不变，你写这个干吗？这就证明他想说，我就是一个圣人，我能够这么忙的时候都坚持稳定作息。
金以林：他也可能就是为了追求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他要强调这个。
汪朝光：有的问题确实值得讨论，现在研究非常不够。我们一方面说蒋介石跟毛泽东一样，比较偏爱中国传统文化，比如他很推崇王阳明。但是他在日记里大量引用的是圣经的语言。包括他那个“天佑中华”———抗战的时候，他基本上说的都是“天佑中华”、“主佑中华”。我没有看到过一次菩萨保佑中国，做梦梦见很多都是跟宗教有关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值得去研究，他对基督教何以如此沉迷。
王奇生：他是在抗战以后，尤其是40年代以后才对基督教的信仰虔诚，1937年以前，他基本上就没有信教，本来，他信教就是丈母娘强制的。
金以林：杨天石老师写过文章，蒋介石信基督教不是丈母娘强迫的，他是自主选择的。
王奇生：宋美龄跟他结婚之前约法三章。但是日记出来以后证明，不是宋美龄的约法三章，是他丈母娘倪桂珍———这个我太清楚了，因为这段日记是我抄的。
倪桂珍让他信教，他不想信，就找借口说基督教的理念不熟悉。于是倪给他一本圣经，说给你三个月好好读一读。三个月到了以后，倪就问他，怎么样，信教吧。他不想信，就说我还没读好。推到最后，有一次倪桂珍病了，蒋说这个病他可以治，宋美龄说你怎么治，他说很简单，你马上把牧师叫过来给我施洗，之后告诉她说我已经入教即可。第二天倪桂珍的病就好了。
金以林：但是我看1930年代他信教以后真的很虔诚。
王奇生：1930年代谈不上虔诚，1940年代开始有虔诚的迹象。到1943、1944年他不大顺利以后，就开始信教比较厉害了。他得意的时候就不把宗教当回事，不顺的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的宗教观念，信什么东西就是功利性的，完全保佑，所以他根本就是要求上帝保佑他。
金以林：从这点上讲蒋介石不如毛主席，毛主席就讲了人定胜天。
王奇生：你看的是后面一段，1927、1928、1929年这一段是我抄的。他天天在日记边上写上“人定胜天”，持续写了一两年，因为我抄本的时候不可能把这句话天天抄上去，所以你们看不到。这句话非常的微妙，这充分了反映了五四以后的这一代中国人，知识分子或者精英也好，相信人定胜天的观念。在这一点上，蒋跟毛是相通的，但是很奇怪的是，我发现他连续写了一两年之后，突然之间这个“人定胜天”不说了，后来我觉得跟他信教有关系，他觉得天是上帝，这个“人定胜天”的观念不能再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