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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刘邓大军解放并接管了西南重镇———重庆。顿时，一股蓬勃向上的清新之风滋润山城，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古老的重庆焕发了青春。
当时，最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是共产党员、解放军指战员和各级干部的优良作风，一下子就把人们吸引住了。人们正是从他们身上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从而振奋了精神，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这中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自身的思想作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仗还没有打完
进城后不久，一些同志开始滋长了居功享乐思想。有的干部进城后不愿再离开城市，不想到边远贫困地区去开辟工作；少数负责干部以胜利者自居，不遵守纪律，不尊重群众，不爱护战士，住房要好，出门办事要坐车；还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有的战士也开始产生了离队思想，感到胜利了，仗也没得打了，有的公开要求回家种地过日子；个别解放军战士说解放军“解而不放”。
这些苗头被邓政委(邓小平同志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人们习惯地称呼为邓政委)知道了。他决定刹一刹这股不正之风。
在二野三兵团一次师以上干部会上，邓政委第一句话就非常激动地提出：西南的仗打完了没有？会场立刻陷入沉默。谁都知道，随着成都战役、西昌战役、滇南战役的结束，大西南除西藏外业已解放。邓政委提出的问题使在场的将军们疑惑起来。岂料，邓政委话锋一转，尖锐地提出：“当前，有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有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有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残破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邓政委的话强烈地震撼着每个出席会议的人。
停顿了片刻，邓政委继续指出：“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而且手里依然掌握着武装。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也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更加尖锐、复杂的斗争还摆在我们面前，这种斗争仍然包含着流血和牺牲。要取得胜利，我们不仅要坚定勇敢，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大家的思想向前看，这样才能有智慧、有策略、有方法。今后的斗争要比普通的军事斗争复杂与艰苦得多，不是打几个冲锋就能解决问题的。”
紧接着，邓政委对今后的斗争提出了三项任务：“首先一个任务就是要教育改造在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俘虏的九十万国民党部队，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包下来’的原则，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理，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散之四方，扰乱社会。第二个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动西南六千万基本群众，一待城市接管工作告一段落，我们就要依托城市改造农村，干部必须大量下乡，进行农民的组织教育，组织农会，培养干部，帮助建立政权。第三项任务就是提高我们军队和地方六十万的素质。‘九十万’、‘六千万’和清剿土匪，都要依靠这‘六十万’为主去完成，发动‘六千万’、肃清残匪的斗争中去磨炼，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和一切落后思想作斗争。怎样才能纠正和克服错误的、落后的思想呢？办法就是要向前看、提新任务。”邓政委的讲话不胫而走，停步不前、居功享乐的错误思想得到了克服，广大干部、战士又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征粮剿匪、土地改革和恢复国民经济的斗争中。
邓政委放人
位于中山四路36号的市委大院是当年中共中央西南局所在地，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都住在这里。当时，从西南局到西南军政委员会(今市人民政府)或西南军区(今某集团军驻地)的路比较窄，路况也不好。为了保证首长的安全，市政公司派工人抢修加宽这一段道路。
1950年夏秋的一个下午，邓小平从军区开会回来，正好路过刚修的这段路，工人们正在铺沥青，用大石头把路挡住了。警卫员推开车门说：“请把路让开，这是首长的车。”“哪一个的车也不行！今天不能过了！”一听不能过了，警卫员急了，邓小平说：“不要急，给他们说一说。”警卫员下了车，怎么说也不行，他怕时间一长，出了事就糟了，于是上车说了声：“政委，你坐好罗！”说完一加油门，“呼”的一声，吉普车一下子从堆放的杂物上冲了过去。
回到曾家岩，邓小平下车上楼去了。警卫员找到了保卫处的刘处长，说明原委，便和刘处长带了一个警卫班抓人去了。不一会儿，抓了三个工人回来。
吃晚饭的时候，重庆市里的一位干部和工程队的队长到曾家岩来了，他们告诉哨兵是来赔礼道歉的。刘处长说：“叫他们回去吧，这几个人交公安局处理。”他们一听又说了许多好话，还是没有放人。
后来，市委领导打电话告诉了邓政委，邓政委叫门岗放人进来。10多分钟之后，邓政委叫警卫员和刘处长到他办公室去：“你们是不是因为下午的事抓人了？”邓政委问。“就是下午挡车的事。”“这点小事就抓人？”刘处长在一边说：“有坏人从中破坏。”“啥子坏人？你们也不调查，听他一说，你就抓人，你们没有这个权利！你们没有听老百姓说穿灰衣服的有权，穿蓝衣服的有钱，穿黄衣服的天天过年无法无天！我看你这两个穿黄衣服的是无法无天！抓人家的人，人家还要来给你们赔罪，你们还不叫人家进来，胡闹！我说三条马上去办：放人！写检查！到工地去认错！”
警卫员和刘处长都不敢吱声了，马上开车把三位工人送回工地，又向工程队长认了错。
讲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义
刚解放不久，一位人民解放军的师政委在西南局机关接受刘邓首长的批评。这支部队因接受群众主动提供的慰问品，但数量过多，同时又应群众要求接收了部分青年参军。这就违背了中央关于减轻人民负担、停止扩军和加强纪律性的规定，犯了错误。
西南局办公厅当年还在现在的重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办公楼里。这天，师政委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早早来到这里等候。刘邓首长走进来，师政委起立敬礼。情况已经清楚，不需要查询。邓政委表情严肃地指着师政委胸前符号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号，一个词一个词地讲，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人民”，什么是“解放”，什么是“军”。邓政委说：历史上中国的军队无计其数，只有我们解放军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的人民军队。像你们这样搞，就是要把符号上的“人民解放”四个字勾掉，就和旧军队没有两样。邓政委越讲越生气：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权靠什么取信于民，靠什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不是靠口号，而是靠实际行动。邓政委的谈话，深入浅出，以理服人。师政委聆听着批评教育，不由深深地自责、自省……
邓政委说完就走了，刘司令员叫政委坐下来，慈祥地鼓励他，犯了错误就要改，改了就好。
政委严厉，司令员慈祥。其实，他们严厉是爱护，慈祥不是迁就。刘司令员有一句名言，就是“慈不掌兵”。
刘、邓共同抓住这一典型，通过批评教育这位师政委，进一步端正了部队的思想作风。
乱弹琴
1950年的秋天，越南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黄文欢从北京回国述职，途经重庆，住在春笋路西南局招待所。黄文欢长期跟随胡志明主席，曾与中共领导人共过事，会讲流利的中国话，熟悉中国情况。他提出想会见主政西南的最高领导邓小平同志。他的秘书打电话到西南局接待处，一位姓郑的处长接到电话。刚好，邓小平外出开会去了。刘处长缺乏外事方面的经验，他想，西南局招待所到西南局机关不过10来分钟的路程，机关的车都出去了，就回话说：“邓政委很快就回来了，你们走过来行吗？”不一会儿，邓小平坐着美式中吉普回来了。郑处长马上汇报了情况。邓小平一听，神情严肃起来，他既是批评，也带开导地说：“同志，黄文欢是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按外交惯例，我们需到机场迎接或到招待所看他。你叫人家自己走路来，真是不懂外交礼节，乱弹琴。快，坐我的车，再带一个警卫班，在路上去接人家。”
郑处长马不停蹄地执行任务去了。车刚出西南局大门，只见一个个子不高，一身乳白西装，头戴太阳帽的中年人带着一行七八人向西南局走来。郑处长忙停车上前问道：“请问是黄文欢大使吧！我是邓政委派来接你的”。黄文欢点头示意，非常友好地说：“我们是友好的国家，礼节就不必了。”聊聊数语，郑处长顿感黄大使的亲切友好。
在西南局的会客室里，黄文欢和邓小平相见了。两人久久拥抱，共叙友情。
跳舞风波
50年代初期，西南军区来了不少苏联军事顾问，他们的夫人和孩子也来到了中国。每到星期天，军区总要为苏联顾问举行舞会。开始的时候，只是苏联顾问和他们的夫人跳，后来机关的一些干部也参加了，舞会的规模越来越大，再到后来每天晚上都有舞会，不但有机关干部，干部家属、战斗文工团的女演员也参加了。
有一次，舞会刚刚开始，突然停电，音乐也不响了。政治部的领导发火了，一问才知道是司令部的领导指示，舞会停止。“为什么要停止，舞会是为苏联顾问搞的！”政治部的一位领导说。“舞会不符合艰苦奋斗精神，不能搞！”司令部的一位领导说。“上级没有规定不让跳舞，为什么不准跳？”“浪费人力物力，干什么不行！”两位主要领导在舞场上争执起来，站在一边的苏联顾问奥列霍夫不知所措。事情越闹越大，已经影响到两个部门的关系，正常工作也受到影响。
最后问题到了军区政委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找机关的同志了解情况。有的同志说：“现在跳舞的更多的不是苏联顾问，而是我们的人。”也有同志反映：“有些孩子天天到舞场找东西吃，跳舞的开支太大了。”苏联顾问团团长奥列霍夫中将说：“跳得太多，会影响工作，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
邓小平说：“跳舞是种文化生活，没有文化生活不行，可是天天跳舞也不行。跳舞还要招待，化那么多钱就更不好了。不管搞啥子事，都要讲个排场，养成了习惯不得了。”他提出：“每周举行一次舞会，对苏联同志可以搞一点招待，要节约开支。”
这样处理双方都满意，跳舞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不设私人公馆
民国时期，重庆城遍布着达官贵人的公馆别墅，别说四大家族中的蒋介石、孔祥熙的黄山、林园、曾家岩和小泉公馆，就是一些地方实力派，也建公馆成风，如李子坝的刘(湘)公馆，上清寺的“范(绍曾)庄”，枇杷山的“王(陵基)园”，观音岩的“渝舍”(杨森公馆)等等，以此显示他们的地位和富有。
进城后不久，西南局发出《关于检查与纠正享乐思想以迎接新任务的通知》指出：“要克服干部和战士现在发展的享乐思想，应由高级干部以身作则，不设私人公馆，房子挤着住，集体办伙食，严防铺张浪费。”当时，主持西南地区工作的三位首长邓小平、刘伯承、贺龙首先以身作则，他们三家人合住在一幢楼房里，即现在的中共重庆市委大院里的二号楼。此房是抗战时期专为宋美龄修建的公馆，两楼一底，大小共十几个房间。刘伯承住底楼，贺龙住二楼，邓小平住三楼，三楼最窄小。这是经过互相谦让之后，按年纪安排的。刘年长、贺次之、邓最小。他们三家住在一起，互相更加了解，遇事也好商量，开党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增加了内容，大家有话可说。
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三位首长的表率作用影响了重庆市委的领导，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张霖之一家住在一栋旧楼房里，下面是市委常委办公的地方。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进城住的是杨森公馆“渝舍”楼上最靠边一个套间，既是办公接待室又是寝室，直到家属接来迁出“渝舍”，全家6口才搬进机关宿舍。听说秘书要结婚没有新房，他又腾出一间给秘书作新房。由于他是负责政府工作的书记，市政府每周星期六财贸工作例会，就在他家外间拉开饭桌，围桌开会，常常开到深夜，饿了每人一碗小面“宵夜”。他常说：“在家里开会，问题敞得开，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60多年过去了，重庆也由中央直辖市、大区所在地、省辖市、经济单列市到今天的直辖市，领导也几经变更，但未留下一处所谓公馆、别墅的地方，这不能不说是刘、邓、贺开的一个好风气。
“王园”“渝舍”
应辟为公园
刚解放的山城重庆，上百万人口集居在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半岛上，街道狭窄拥挤，整个市区只有一个“中央公园”，也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邓小平进驻重庆后，深感重庆市民群众文化娱乐休闲的场所太少了，那时国民经济正逐步复苏，人民的生活日趋稳定，这时，邓小平又从更高层次考虑到人民群众生活的另一种需求，即群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的需要。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当时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但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医大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国民党重庆市长杨森的“渝舍”，也就是现在的少年宫占了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一处叫“大溪别墅”“潜园”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
所谓“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收归国有。“渝舍”也是重庆市中心的一座花园别墅，占地2万多平方米。在绿树掩映之下，花团锦簇，花园、亭阁、网球场和游泳池一应俱全。这里原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这两处了。但是与机关用房紧张相比，在邓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为重要。他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小平严厉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陈锡联。他说：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占了。限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陈锡联听到批评后，一时又无法搬出，心里很着急，专门写了一份书面检讨，呈报给西南局，沉痛检查自己没有群众观念的错误。到了1950年9月，陈锡联离开重庆到北京担任炮兵司令，市委仍然没有找到地方可以搬出，他再次向刘邓作了检讨。临行前还一再向市委书记张霖之、市长曹荻秋交待，一定要尽快想办法从“王园”等地搬出，把这些地方扩建成供群众游乐休息的公园。
直到1954年，重庆的经济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才有条件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市委、市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成为了“市博物馆”。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占地26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上建成了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20多万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共产党不会忘记
对那些为国家、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共产党不会忘记!邓小平不会忘记!
1949年9月，邓小平在南京会见中共川东、川康地下党负责同志时，得知重庆江北县王朴的母亲金永华卖掉土地，将所得款项两千两黄金全部支持川东地下党作活动经费的事，十分感慨。
王朴家是当地有名的乡绅，田地跨江北、巴县两县，共有1680余石租的田产。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在江北县复兴乡李家祠堂创办了莲华小学(后改为莲华中学)，作为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革命人才的据点。同时，根据中共川东党组织的指示，在重庆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经济据点。
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说：这笔巨款当初曾协议待重庆解放后归还。邓小平认真地听完汇报后指示说：新中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按金价折合偿还。
重庆解放后，经西南局组织部申报，邓小平批准偿还这一笔巨款；金永华手捧这张高达按2000两黄金折价的巨额支票，听了经办此事的负责同志讲述邓小平亲自批准还款的事，不禁热泪盈眶。她坚信儿子王朴(曾担任中共江北区工委宣传委员，1949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走的路是对的，她走的路也是对的。这笔钱，她不能要。儿子是党的人，她也要做党的人。她坚决不收这笔巨款。她动情地说：“感谢刘司令员，感谢邓政委，现在有人民政府了，还要钱来做什么!”1984年，她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以84岁高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师恩难忘
1919年9月，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正式开学，校址设在重庆市夫子祠内，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兼任校董事长。一年之后，经过学校毕业考试，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及体格检查，共有80多名学生取得赴法勤工俭学的资格，邓小平(当时叫邓希贤)就是其中的一名。29年后的1949年11月，邓小平率领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解放了山城重庆。斗转星移，邓小平回到了他走出国门、走向革命的起点———重庆，立即想到要与当年的恩师汪云松见面。
师恩难忘啊!汪云松，字德薰，曾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后担任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目睹国家积贫积弱，江河日下的颓势，使他十分焦急。他企图培养人才，兴办实业，走科学救国之路，便召集社会名流，募集数万元经费办起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汪云松办事非常认真，从关心学校教学，课程设置，毕业考试，到法国驻重庆领事馆对留法学生的考查，到办理签证，直至最后送走毕业生，都是亲力亲为，非常辛苦。学生们都十分感动。
邓小平想到这些往事，不禁心潮起伏，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于是决定第二天派人到汪云松家里(现渝中区八一路歌剧团旧址)登门拜望。第二天，邓小平派去请汪云松的几个战士由于没有讲清楚缘由，而曾任过清王朝四品道台和国民党重庆商会会长的汪云松不知是祸是福，根本不敢与几个战士见面，就派人把他们给打发走了。第三天，邓小平又派人坐上军用吉普车去请汪云松。当汪云松确知是当了“共产党大官”的邓小平“不忘故旧”请他时，十分高兴地随车来到了邓小平住地。师生相见，十分兴奋。邓小平便与汪云松像拉家常一样，共同回忆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日子。邓小平还向汪云松讲述了他29年前到法国勤工俭学和后来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汪云松回家后，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
后来经邓小平向中央推荐，汪云松到北京列席了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以后，汪云松参加了革命工作，历任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重庆文史馆副馆长、重庆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2月8日，汪云松因病去世。逝世前，嘱托其家人将家藏多年的珍贵文物全部捐给了国家。
解放初期，重庆的各项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得到了中央高度评价：西南解放虽晚，但重庆工作进展快，可以与其他各地同时进行经济建设。这与西南局的各位领导、重庆市委的主要负责人的领导艺术和自身的思想作风，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