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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口恶战到连克三城
漳州大捷后，毛泽东威震闽南，名扬国中。
但是，梁园虽好，终非久恋之乡。
这时，蒋介石已急调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入闽，广东军阀陈济棠亦大举入赣，准备进攻中央苏区。
敌人第四次“围剿”的阴云已经出现。红军本来就不打算在漳州久居。为了迎击敌人，1932年6月5日，临时中央指示东路军1、5军团迅速回师赣南，与在赣江西岸活动的红3军团遥相呼应，集中兵力歼灭敌人。
号令一声三军动。“遵照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率领东路军1、5军团从龙岩出发，经梅县、安远等地，西向广东南雄。原计划，在运动中打击粤军势力，未料，在路经闽赣边境一个叫大禾的地主土围子时，红4军军长王良被土围子冷枪击中。红军又折一员好将！王良是井冈山下来的老战友，毛泽东不禁为之悲伤。王良牺牲后，周昆接任了4军军长。
这时，中革军委已撤销东路军番号，红军1、3、5军团按照方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于6月底集结在大余、南雄一线，伺机歼敌。
毛泽东仍以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的身份随军行动，参与指挥。红1方面军总司令仍是朱德，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总政委一职却暂时无人。7月7日，粤敌余汉谋部张枚新师由信丰出九渡水，到达乌迳，企图向南雄水口前进。当晚，红1方面军总司令部即决定在水口一线摆下战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8日，红5军团与敌张枚新师3个团在水口附近遭遇，双方相持不下。这时，敌叶肇师的3个团已开至贤水埠，增援南雄的敌张达师也向红一军团进击，前锋到达凤凰桥。
“鱼饵”尚未投下， “鱼”却自动找上来了。据此，红1方面总司令部于7月8日在鲜水塘发出水口战役命令： 靠本方面军决集中三个军团首先消灭向我正面出击之敌及张枚新师，然后夺取南雄城。”并对战局作了具体部署：红一军团15军担任正面，以一部吸引敌军主力，其余集结于中站附近，与在东坑之12军联络，伺机歼敌；红3军团在大余河之北之部队，9日晨撤至小梅关附近，以1师在大小梅关及仙人岭牵制大余之敌，其余集结在中站东北为总预备队，红5军团相机歼灭张枚新师；如该师退入南雄城或被我军歼灭，则相机渡河侧击南雄向我正面出击之敌；独立第3师，6师统归陈毅指挥，9日拂晓前开至水口圩对河一带协同5军团歼灭张师；方面军总司令部在中坑双树下以北高地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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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按歼敌计划实施。一场恶战开始了！
7月9日晨，一层薄雾笼罩着山野。红5军团与独立3，6师将士像千万只雄鹰穿云破雾，在水口地区向张枚新师发起了攻击。呼啸的枪声如爆竹般紧凑炸响，红军战士凭借有利地形，时而匍匐，时而跃起，多次突破敌前沿阵地。战斗打得及为激烈，从早上一直打到正午。午后，敌援军独立2旅赶到，以优势兵力向我猛扑。我5军团不知有变，仍把敌9个团当作3个团，顽强坚守阵地，终使敌无奈其何，至天黑双方仍相持不下。
10日拂晓，红5军团和独3、6师又向敌发起猛烈攻击，红12军赶到亦投入战斗。敌人的山炮不停地轰响，炸起一团团尘土与硝烟，不断地有人倒下，但激起的是更多的人崛起！正是双方酣战时，红1军团的15军来到了水口战场，攻战一时进入白热化。水口周围，一片枪声，一片呐城，资水河畔，硝烟滚滚，隐雷阵阵。“冲啊！”5军团战士打红了眼，索性脱去湿漉漉的上衣，赤膊上阵了！敌人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纷纷后退。然而，鏖战数时，终因红3军团未及时赶到，溃败之敌得以喘息，逃回南雄城去了。
水口战役是红军史上着名的恶战。亲历战斗的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曾回忆说：
“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里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聂荣臻回忆录》上册)
水口恶战，是毛泽东等领导人始所未料的。战士们的英勇，使他不止一次喉结发硬。所幸的是，在顽强的战士面前，10个团之敌终溃败了。为此，他后来总结说：水口战役“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水口恶战后，红军奉命北移，渡过于都河，到达兴国南郊。这时，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赶到前方，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任弼时代理。
鉴于红1方面军无总政委，苏区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方面军总政委。但到达前方后的周恩来，根据前方的实际，得出一个新的感想：富于军事指挥才能的毛泽东岂能闲置一边应该让他担任总政委！7月25日，周恩来邀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中央局：“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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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局坚持原议时，周恩来于7月29日又致信中央局，坚持由毛泽东出任红1方面军总政委，并陈述道：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说：“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周恩来极力举荐毛泽东为“帅”，真可谓用心良苦，诚恳之至！
毛泽东为周恩来的真诚感动了。他，真正认识了他。中央局也终被周恩来感化了，遂于8月8日接受了周恩来的提议，任命毛泽东为红1方面军总政委！于是，同一天，中革军委发布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中工作的命令》，并决定在前方组织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组成，以周恩来为主席，负责处理前方的行动方针和作战计划。
毛泽东重任总政委，全军立时一片欢腾！
毛泽东重又“出山”领导军事了。于是，他根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部兴国会议精神，决定：挥戈北进，消灭乐安、宜黄之敌！
烈日炎炎，马蹄踏踏。8月15日，红军到达乐安的招携一线，随即开始了攻打乐安、宜黄的战斗。
驻守乐安城的是敌孙连仲部高树勋师的第80旅。17日凌晨，红军兵临乐安城下。搭云梯，搞爆破，集结火力，英勇突击，红军战士前仆后继，很快突入乐安城。中午时分，结束战斗，全歼该旅3000余人，从旅长、团长到勤杂人员无一脱逃。这天，一架敌机前来袭扰，被红军一举击落。战士们无不兴高彩烈，欢呼道：“这一仗打得真痛快啊！”
攻占乐安后，毛泽东、朱德随即命令围攻宜黄。宜黄守敌27师师长高树勋亲率部属防守抵抗。8月20日，战斗打响了。红军苦战了一天，竟未能奏效！
“改为夜袭！”毛泽东与朱德商量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宜黄城外工事较多，地形又开阔，我军全部暴露，岂不自取灭亡？夜里就不同了。”
周恩来、朱德等同意了这一方案。
当夜，月光如昼，繁星闪烁。我军从西北门突进，激战了一天的敌人未料红军夜间再攻，果如毛泽东之言！未战数时，红军即突入城内，守敌两个旅大部被歼，师长高树勋率残部星夜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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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安、宜黄两役，连战连胜，共歼敌5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为水口之役解了恨。
高树勋覆灭了。敌人大为震惊！驻守南丰的毛炳文师急向南城靠拢。“敌退我进”！我军于23日又乘胜占领了南丰。
红军一周内连克三城，为第四次反“围剿”战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功劳是分明的！
毛泽东为之踌躇满志。
宁都会议失军权——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第二落
岂知，大胜之后，令人痛心的事情又发生了。
乐安、宜黄战役后，红军总部继占领南丰后，拟乘胜攻取南城。于是，周恩来、毛泽东等于8月24日随军进抵南城近郊。
然而，毛泽东随即发现：南城守敌有3师之众，且敌虎视眈眈，已作好战斗准备！据此，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根据敌人工事坚固和红军攻坚势必形成相峙局面的情况，适时改变了预定计划，主动撤至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
周恩来致电后方苏区中央局(任弼时代理书记，成员有项英、顾作霖、邓发等人)，并转告临时中央：说明了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事与愿违。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却极力催促红1方面军向北进击，威胁南昌，指令红军不要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
于是，以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为一方，与在前线的周、毛、朱、王为另一方，在作战方针上形成了尖锐的分歧。
一方是上级，一方是下级。上级远离前线，不知实情，而了解敌情的下级却难违上命。真是令人为难啊！为征得同意，9月23日，周、毛、朱、王联名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并转中央，陈述了理由：
“我们认为，在现在不利于马上作战的条件下，应以夺取南丰、赤化南丰河两岸，尤其南丰至乐安一片地区，促使敌情变化，准备在运动中打击与消灭目前主要敌人为目前行动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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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料，9月25日，后方中央局根据临时中央“积极进攻”的方针，复电他们说：“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逼近几个城市来变换敌情，求得有利条件来消灭敌军，”并强调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成严重错误。”
周恩来、毛泽东等接电后，于同一天，再次致电后方中央局，坚持原有看法，陈言：
“在目前敌情与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
本来，党内陈述不同意见，乃正常现象。但后方中央局对周、毛、朱、王的意见，却大为恼火，于9月29日蛮横地断言：
“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
语气、腔调都升级了。矛盾已发展到尖锐的地步！双方一来一往，唇枪笔战，毫不妥协……
矛盾激化的结果，种下了宁都会议的种子，成为可悲的“宁都会议”召开的背景和原因。
几天后，即1932年10月上旬(3日至8日之间)，为了解决前方和后方中央局成员之间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小源村榜山翁祠召开了全体会议。这便是党史上举足轻重的“宁都会议。”
平静的小源，一时不平静了。
苏区中央局全体成员都来了。他们是：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的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8人——4比4，阵营分明。
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后来，周恩来从前方赶到，主持了会议。会议开始“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即临时中央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 “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后方中央局首脑得着临时中央的支持，似乎秉承着一把“尚方宝剑”，口气强硬，闹得挺凶，一时占为上风。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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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似乎成了他们的“靶子”。后方中央局一味坚持中央不符合实情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积极进攻路线”，对毛泽东进行了横加指责。如：攻赣州，本来是战略上的错误，可是他们却认为“依据当时的情况都是绝对需要的。”没有打下赣州，不是从战略上找原因，不是真诚地从中汲取教训，而是归罪于毛泽东等执行中央命令不坚决，指挥犹豫所致。硬说：“攻赣州有克城可能，惟因对敌必坚守中心城市的估计不足，遂未坚决布置，解决增援敌人，在轻敌之下，造成增援之敌已入城而不能攻以及爆炸技术有缺点，致未能克城而撤围。”又如打漳州本来是正确的，并且取得了很大胜利，可他们却认为：“进占漳州虽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再如：8月下旬红军在南丰、南城、宜黄等地分兵作群众工作，为粉碎第四次“围剿”创造战场的行动，本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他们却认为“是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扣上了“等待观念的错误”，和“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等大帽子加以批判。
毛泽东是条硬汉子。他没有屈服，据理反击。于是，会议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苏区中央局多数人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决定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周恩来对此坚决反对。他通过到苏区后对毛泽东的观察，深深觉得毛泽东是难得的“帅才”，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
“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
“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周恩来的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
周恩来的眼光是长远和正确的。
但是，会上多数人却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以上引文均见《苏区中央局在宁都所开之全体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0日)
毛泽东困惑了。后方中央局同志们的不信任，似一块巨石砸在他的心上。于是，他提出了请“病假”的要求。
本来，毛泽东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历史，铸就了一个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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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中革军委即发出通令，向全军公布：“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兼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多么漂亮的“外交辞令”哟！
毛泽东被召回后方了。
宁都会议终于以后方中央局首脑们的胜利，降下了帷幕。……
红一方面军的有识将士茫然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们猜测着，却不得其解。……
此后，毛泽东失去了军权。
周恩来与王稼祥的支持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使周恩来深觉不安。
不明党内斗争真相的人，从表面上看，周恩来接任了毛泽东的总政委一职。似乎是“夺了毛泽东的军权”……其实不然。
周恩来与毛泽东虽然不算深交，但大革命时期在广东就相识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风云突变，一时群雄并起。为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人东奔西忙，周恩来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的秋收起义，都干得轰轰烈烈。两大起义失利后，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周恩来从广东、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在党中央担任组织局主任(后任党中央组织部长)，指导全国的革命斗争。周恩来先后与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共过事，富有高层领导经验，善于团结同志，有着很强的组织纪律性。他在中央领导机关，一直非常关注、关心在赣南、闽西浴血奋战的红四军和毛泽东。当红四军党的“七大”发生重大争论时，他是支持毛泽东的，并交待陈毅把毛泽东请回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中央苏区创立前后，他也多次代表中央起草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苏区中央局的重要指示信件，指导中央苏区的斗争。来到中央苏区后，他与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商战事，对毛泽东有了更为具体的了解，深知毛泽东对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对战略有独特的见地，是不可多得的“帅才”。正因为如此，他才向苏区中央局极力举荐起用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如今，宁都会议一开，又把毛泽东的总政委拿掉了，由他出任，这能不叫他心忧为难吆！
宁都会议后，后方中央局的任弼时、项英等人对周恩来的态度极为不满，上告临时中央，抱怨周恩来“不给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辩护，”是搞“调和”，是“模糊了已经展开的斗争路线”等。周恩来对此也不甘示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承认自己在会议中“对毛泽东同志的批评是采取了温和态度”，但也“指出了后方同志对他的过分批评”，并反驳说：“认为未将这次斗争局面展开，是调和，是模糊了斗争路线，我不能同意。”素来温和的周恩来也有点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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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被解职后，周恩来依然尊重着毛泽东。10月14日，也就是中革军委发出解除毛泽东总政委一职通令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一份红1方面军发布的战役计划上仍然署上了3个人的名字：总司令朱德，总政委毛泽东、代总政委周恩来，并特地在计划书上注明：
“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
周恩来可谓是一片赤诚，用心良苦。
宁都会议后，周恩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黄泥草屋看望毛泽东，安慰他说：
“润之，要顾全大局，相忍为党啊！”
“恩来，您放心吧！前方如有急需，可以来个电报，我还可以回来！”望着长须微微颤动的周恩来，想到近日来周为他付出的牺牲，毛泽东眼眶也有点潮润了。
两双巨手在紧紧相握。两位苏区领袖互道珍重，含泪握别……
在宁都会议上，红1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是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这一点，使后方中央局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十分震惊。
王稼祥本是六届四中全会派来的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他是在前方同毛泽东深入接触后，了解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干，深感毛泽东在军事上比那些大城市来的和在大城市呆着的人，更有一套，要高明得多。因而在会上作了“反叛”性的公正发言：
“众所周知，我与毛泽东并非旧交，相识不久，倒是与王明、博古等同志是老同学、老同事，甚至同乡。”王稼祥不卑不亢，侃侃而谈：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红军和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红军和苏区之所以有今日，是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王稼祥基于这种想法，不同意让毛泽东回到后方去，断然主张： “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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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气势很盛，咄咄逼人！周恩来、王稼祥处于少数，终未改变局面。尽管周恩来以后曾说过：“我若坚决反对，还是可以反对掉的。”但在当时不行，周恩来毕竟难以“坚决反对”，他要“服从上级”，听中央的啊！
宁都会议后，王稼祥感到很愤懑。但毛泽东却心怀坦然地对王稼祥说：
“稼祥，别说了。我们处于少数，服从组织分配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我到后方去后，军事上有什么问题，你们还可以随时来找我的。”
王稼祥听了这番话，更加敬重毛泽东的革命品质。直至“文革”期间，他在身陷囹圄的高压下，仍在自己的自述里简单地写了这样一句话：
“在宁都会议上我是拥护毛主席的！”
王稼祥素来是个“谦虚谨慎，绝不诿过喧功”(王震语)的人，他的这句话言简意赅，绝对可信。
王稼祥在宁都会议上开始摆脱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桎梏，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这正是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率先投毛泽东一票(关键的一票)的思想基础。
10月26日，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正式宣布撤销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任命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兼任总政委。
此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前方的电文署名，由“周、毛、朱、王”4人，变成了“周、朱、王”3人了。
毛泽东满怀惆怅，离开了他熟悉的红一方面军，离开了习惯的军旅生活……
福音医院里的慰藉
宁都会议对毛泽东不啻是沉重的一击！
他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他原本是个血气方刚的铮烈汉子，且想象丰富，思维活跃。如今，却要把这口气忍了。这是多么痛苦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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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起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时，亲临前线，指挥若定，那是多么潇洒自如，得心应手，胜利一个接着一个！如今，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了，你们又想把首府从瑞金迁到赣州去，一再坚持打赣州，结果，打赣州打输了，反认为是对的；我们打漳州打胜了，反倒是错的！这是什么理什么逻辑！什么“右倾”、“保守”、“动摇恐慌”、“守株待兔”，我什么时候动摇恐慌过井冈山那阵子，那么苦我也未动摇过呢！什么“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专做政府工作”，党内也来这一套！……算了，反正已请了病假，休养一段再说吧！
毛泽东越想越气。一气之下，竟没有回红都瑞金，从宁都径直东行，到了闽东长汀。
毛泽东东行长汀，一是想休息一下，养养病；二是探视正在长汀福音医院分娩的妻子；三是看望老朋友傅连暲。
一到福音医院，就见到了院长傅连暲。傅连暲笑吟吟地对毛泽东说：
“恭喜！恭喜！毛主席，您喜得贵子了！”
“噢，是吗”毛泽东顿时一扫愁云，满心欢喜。“快，带我去看看！”
傅连暲见毛泽东乐不可支，忙领他走进住院部。
贺子珍正卧床坐月子，没想到毛泽东来了，一时，喜出望外。毛泽东凝望着爱妻，抱起了襁褓中的婴儿，高兴地问道：
“什么时候生的取名了吗”
贺子珍见毛泽东那高兴样，瘦削的脸庞上也洋溢着笑容，答道：
“才14天，爸爸未在，谁取名呢！妈妈叫他‘小毛’……。”贺子珍时患痢疾，怕感染给孩子，临时请了个奶妈。
毛泽东听后笑道： “好。人家叫我‘老毛’，现在又来了个‘小毛’。好，小名就叫‘小毛，吧！”
“小毛”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爱情的第二个结晶。第一个是1929年在龙岩生的女孩，当时为了随部队行动，忍痛托付给当地的老乡了。记得当老乡抱走哇哇啼哭的婴儿时，贺子珍的心像撕碎了一般，呼天喊地的，因此这第二个孩子显得特别疼爱，说什么也要留在身边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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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和江西一样，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以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使主力红军能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实行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
接着，毛泽东又告诉他：
“你们应在杭、永、岩老区开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漳州国民党第19路军和广东陈济棠部队的进攻，这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苏区十分重要”。
罗明倾听了毛泽东的谈话后，好似茅塞顿开，第二天便出院了。随即召开省委会议传达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的指示。参加会议的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贞等，都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指示，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上)杭、永(定)、(龙)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在罗明离开期间，由刘晓主持省委工作。
罗明辗转经长汀、新泉、上杭、永定等县，分别召开了各县县委扩大会议，向当地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在杭、永、岩前线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具体领导政治动员和军事行动。由于罗明等按照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保卫了中央苏区，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闽西的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然而，始所未料，几个月后，罗明在福音医院同毛泽东的接触，罗明在福建杭、永、岩所开展的工作，竟被临时中央领导人斥为“罗明路线”而遭批判，罗明受到严厉的打击！
退避三舍，也不得平静啊！
然而，福音医院的几个月中，乳儿的笑脸，妻子的深情，院长的照料，罗明的身影……这些终给身处逆境的毛泽东带来了欣喜和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