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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
在孙中山逝世后，组织能力、影响力及个人权力欲均非同凡响的汪精卫，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的残酷斗争中屡遭惨败。于是，近乎疯狂的权力欲驱使汪精卫在大敌当前、抗战全面爆发的关键时刻，做出自己的选择：不惜出卖民族、背叛祖国，走上一条千夫所指的汉奸不归路，最终落得一个掘墓焚尸、骂名垂史的可耻下场。
1938年初，中国抗战的全面爆发后，在中共和一些进步人士的呼吁和帮助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把全面抗战摆上日程。这样一来，也就使得蒋介石有机会以加强抗战和强化国防军事为由，提出在国民党中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彻底取而代之原来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的国民政府最高决策机关中政会。
按照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
在紧随其后的1938年3月，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修改党章做出新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这样一来，蒋介石借全面抗战的理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汪精卫长期在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汪精卫又一次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权的斗争中遭到了严重惨败。
由于陶德曼从中斡旋调停失败后，汪精卫已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已没有了对日媾和的可能，再加上此次与蒋介石的斗争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惨败，于是，他决定抓住时机，“暗中努力”，以便在适当时机与日方“接洽停战”。
此前的1938年2月，在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推动下，蒋介石已派出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代司长高宗武从武汉去香港，与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联系。因当时日本方面诱降的对象已从蒋介石转移到汪精卫身上，高宗武此行与日本政府方面接洽取得联系，实际上正是为汪精卫日后降日叛变开辟了渠道。
侵华日军攻陷广州后，身为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议长身份的汪精卫等人，更加放肆无忌地公开讨论“和平”，公开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大唱反调了。汪精卫公开鼓吹说，“和平”只需要看条件，条件如果有利于中国，为什么不可以接受日本的“和平”呢，等等。
随后，汪精卫公开放弃自己在国民党内外职务职责之内的所有工作，四处游走串联和演说，甚至在各种不同场合大放屈膝投降求和等荒谬之词。对此，蒋介石明知汪精卫的所作所为，但似乎还是拿不出阻止和限制汪精卫的更为有效的办法。以至于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乘飞机从重庆逃往昆明，经越南河内潜赴上海，走上叛国之路，全面拉开了汪伪政府闹剧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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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公开降日组建汪伪汉奸政府后，由于汪精卫的投降理论带有一定的蛊惑性和煽动性，加上蒋介石对此认识不足，察觉不够及时，采取阻止和限制等措施不够得力，从而导致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高层内部一大批高级文官相继追随汪精卫而去降日投敌，并由此影响带动了众多的国民政府中层文武官员、国军部队高中低层军官和士兵纷纷投敌。
据史料记载，在汪精卫投敌的直接影响作用下，从1939年到1945年8月，国民政府计有汪兆铭、陈公博、周佛海、吴开先、顾孟余等国民党中央委员，有陈群、缪斌、何世桢、曾仲鸣、陈孚木、李福林等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有褚民谊、陈璧君、庞炳勋、恩克巴图、顾忠琛等国民政府中央监察委员，相继附逆投降日寇，成为人类不耻的汉奸。
在这批附逆投降日寇的高官影响带动下，国民政府中的副部级、省厅级官员乃至到市县级官员纷纷以各种名义变节投敌，并且随之带动了一批国军将领以及下级官兵投敌当了伪军。据统计，除中国东北地区的伪满洲国军外，由国军投降日寇的成为伪军的数量大约为118.6万人，由此形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罕见的一次投敌卖国风潮，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地影响和损害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其负面影响和危害是相当严重的。因此，在纪念中国抗战胜利65周年的时候，人们更应该对由汪精卫投敌所引发的国民政府高官投敌叛国风潮这一历史现象予以深刻认识和重新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