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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
周恩来痛哭失声：“我父亲死三天你们竟然不通知我一声……”
1942年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因为膀胱脓肿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可是就在这时，重庆市红岩村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恩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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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恩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恩来回红岩村。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恩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脚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猝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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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沁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竟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迸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
邓颖**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捯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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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三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恩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站住脚，深深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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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蒿，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恩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战友飞机失事：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小杨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那么，那么好的孩子……”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恩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杨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怅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杨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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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吊胆。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拿起放下，放下又拿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的，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站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未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杨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杨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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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息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恩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嗦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又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恩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杨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作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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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杨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恩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杨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恩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杨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对朋友失望：
周恩来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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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两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着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漉漉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未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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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一下子就迸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做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得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迸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它斗，它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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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啕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