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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光头，矮个，眼睛不大，眉毛淡稀，但面色红润，腰身粗壮，让人感觉到他朝气蓬勃，浑身上下牛一样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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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列日涅夫时期抛出的“社会主义主权有限论”让中苏关系彻底决裂，但两国关系的恶化始发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因此，赫氏一直被看成中苏关系恶化的罪魁祸首。实际上，在苏联领导人中，赫鲁晓夫并非不看重与东方大国的友好关系。由于具体的际遇，赫氏在处理中苏问题上有“口是心非”的状态，这是为了斗气。他说的话让中国领导人感觉难听，但他心里其实在想中苏关系无论如何不能向负方向发展。赫鲁晓夫单手单边难支撑，和毛泽东在一起又显得辈分不够，无力回天--就这样，两个大国友谊破裂的悲剧终于不可阻止地上演了。
但无论如何，在上演这出悲剧之前，赫鲁晓夫曾作出过推动对华关系的重要决策。
力排众敌手，登上最高位
1952年10月，在苏共十九大上，斯大林首先把与自己同辈的“老近卫军”排除出新的领导核心。苏共中央政治局被架空，实际上具有领导权的是九人组的“主席团常务委员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都被摒除在这个“核心”之外，伏罗希洛夫虽然名义上是核心成员，但一直未能参加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尽管只开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卡冈诺维奇已被斯大林弃用。
党和国家的大事实际都在斯大林郊外别墅的晚宴上决定，而能够被召来出席晚宴的只有贝利亚、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第二代亲信。如果哪一天他们不被通知出席斯大林的郊外晚宴，他们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就在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提心吊胆时，机会突现了--斯大林在最后一次晚宴之后，回到卧室因脑溢血身亡。
早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苏共高层领导就已将权力安排好了。马林科夫当部长会议主席，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为第一副主席。赫鲁晓夫基本处在二线，他的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做好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工作--中央委员会只搞意识形态和干部考查，也就是秘书的角色。斯大林临死时苏共领导人的顺序是：马林科夫、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后面是布尔加宁、米高扬、莫洛托夫，最后才是赫鲁晓夫。
贝利亚挟斯大林宠臣的威风，掌管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实际势力最大，谁见他都怕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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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老近卫军”在马林科夫的安排下重返权力中心。马林科夫的用意不言自明：扩大自己的力量，对付最危险的敌人贝利亚。
赫鲁晓夫只是负责党的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然而，那些老谋深算的家伙完全打错了算盘，他们以为赫鲁晓夫只会老老实实地充当“三驾马车”的傀儡，根本想不到这个外表像小丑一样的喜剧角色能有什么作为。当时在他们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什么人？是斯大林让他插科打诨给大家寻开心的人。斯大林白天睡觉夜晚工作，夏天在别墅的树荫下吃饭，晚宴晚上8点开始，吃到深夜1点左右，边吃边议决国家大事。这样的工作酒会，只要斯大林心血来潮挥挥手，一旁老实呆着的赫鲁晓夫就会应声而起，穿着乌克兰农民的花裙子，大跳戈帕舞。他扭动肥胖的身体跳起舞来十分卖力，气喘吁吁，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齐拍着手掌。
这样的人，谁会把他与“野心”联系起来？赫鲁晓夫笨拙于外，精明于内，他把大家都麻痹了。
赫鲁晓夫充分运用了斯大林时期处于二线的党内职务，激活了这一职务的能量，利用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不安感，各个击破，联合马林科夫，又摆明利害关系团结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1953年6月一举铲除贝利亚。
尽管马林科夫还担任着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挤到一边去。1953年9月，苏共召开中央全会，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立即将党的领导上升到最高地位，一举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掌权者。
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接掌最高权力时，不仅东欧一大片已经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更是可与苏联比肩而立的社会主义大国。
一个重要决定：亲赴新中国5周年庆典
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举行较为隆重的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
赫鲁晓夫与周恩来几次交往，感到温文儒雅的周十分友善，这说明中共对他这个后起之秀接掌苏共是友好和尊重的，没有因为斯大林的逝世而改变态度。赫鲁晓夫觉得有必要改变总是中共最高领导人访苏的惯例，他想放下苏联社会主义老大哥的身段，亲自参加中国的庆典，拜访中共领导人。
本来，马林科夫主政的苏联部长会议并未将新中国国庆5周年当成大事，按照斯大林在世时的惯例，只是安排部长或副部长级的人物率队前往庆贺。这次的团长也就是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团员也是并不负责政府实际工作的苏斯洛夫、卡巴诺夫、亚历山德罗夫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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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安排，赫鲁晓夫早就知道。但在临近新中国国庆5周年的一个多月前，赫鲁晓夫否决了这一做法。他把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办公室，情绪颇为激动地拍着桌子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大国，毛泽东同志和中共所有最高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都到我们这儿来过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5年了，我们的领导人从没有去过那儿，一个也没有去过，我们怎么可以派个部长或副部长去……”
没等库尔久科夫反应过来，赫鲁晓夫已提出要求：“这次到中国去祝贺国庆，得我自己去。”
有赫鲁晓夫的授意，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准备给中国送去大礼包：
一、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还中国，并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三、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议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四、与中方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苏中合股公司(苏中石油公司、苏中金属公司、苏中造船公司、苏中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
这份文件报给苏联外交部审批，立即遇到了严重阻力。副部长库兹涅佐夫不赞同第一条，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直截了当地表示不能接受第一条，其余的也得研究，副部长佐林同意葛罗米柯的意见。
9月9日，外交部远东司再次提交了报告，第一条被删除。9月15日，葛罗米柯给苏共中央提交了参加新中国5周年庆典的报告，第一条没有了，也没有提代表团的规格提高之事。
赫鲁晓夫接到报告后，气得大骂外交部，立即任命米高扬全权负责苏共代表团事宜，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方案的制订由科瓦利主持，外交事务由费德林负责，外交部一切行动听米高扬的决定。不言而喻，米高扬完全听从赫鲁晓夫的安排，不会看脸色的葛罗米柯被晾到一边去了。
赫鲁晓夫是苏联领导人，也是顺理成章的社会主义阵营当家人，他十分清楚苏中同盟互助关系对世界和平、对苏联自身安全举足轻重。1953年西德加入北约，明摆着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将武装力量直逼苏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门口，如此咄咄逼人，社会主义当家人岂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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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针锋相对，已经在谋划成立华约组织进行对抗。尽管中国因地缘的关系，之后在磋商此事时没有加入华约的意愿，事后也没有加入，但赫鲁晓夫非常看重中国对苏联的后援作用和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牵制作用。他高度重视这次出访，定下了一个极为隆重的出访阵容，代表团成员有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全苏工会主席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部长亚历山大罗夫、《真理报》总编辑谢皮洛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等10人。亚历山大罗夫是文学家，谢皮洛夫是哲学家，这两人是赫鲁晓夫在理论、宣传上的左右手。赫鲁晓夫要以这次出访为标志，着手调整苏联的对华政策，向中共明确、主动示好，改变斯大林时代高喊友好口号事实上居高临下的对华不平等政策。
赫鲁晓夫清楚，当年毛泽东出访苏联，要求斯大林给中国一个“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斯大林也答应了，即156项工业建设项目，但这距中国最希望得到的东西，只是十分勉强的“补偿”。外蒙古毕竟是中国心中的痛，加上朝鲜战争爆发，中苏同盟关系在惠及中国的经济援助上并没有得到有力推进，相反，中国在援朝作战中付出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代价，实际上是中国帮助苏联打了一场本该由苏联出面打的仗。这次，赫鲁晓夫下决心大手笔支援中国，中国若能快速发展，无疑对苏联有益。
中国国庆已经临近。9月2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批新的援华项目。苏联当时并不特别富裕，苏共领导层中有激烈的反对意见。赫鲁晓夫主意已定，不为所动，对持反对意见的人逐一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大声批驳，拍板决定给予中国巨大援助。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还确定了庆贺方案，包括了早先在外交部通不过的交还中国旅顺基地的内容。而且，不容置疑的是，苏共中央代表团团长是赫鲁晓夫本人。
铁杆支持者米高扬与“硬钉子”伏罗希洛夫
会后立即形成了援助中国的决议草案，为避免形成难以控制的反对气氛，米高扬决定略施小技，将这个文件进行“背靠背”表决，分别送交主席团成员一一签字。
赫鲁晓夫带头签字同意，米高扬紧接着签字，然后送各成员签字。以对赫鲁晓夫赞同程度的强弱安排签字的先后顺序，这样，前面的“同意”势必形成对后签者的影响。
米高扬决定了签字顺序，科瓦利连夜一家家跑，全体苏共主席团成员都签了同意。米高扬早已估计到伏罗希洛夫可能会反对，所以安排最后送到伏罗希洛夫的住处--看到前面的人都同意了，应该不会再有什么可以反对的了，难道他真敢一个人站出来和赫鲁晓夫唱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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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事情还是在伏罗希洛夫那儿碰了个硬钉子。文件送到伏罗希洛夫别墅已是深夜12时之后，伏罗希洛夫事先接到通知，就一直穿着睡衣在前厅坐等，等得不耐烦，心中无名怒火腾腾升起：把他放在最后，不是不把他当回事么，又姗姗来迟，难道自己是可有可无的最后一位发表意见者？他把文件拿回书房不急不忙地看了约一个小时，看着签名的顺序，就知道米高扬在玩什么把戏。他脸色十分难看地从书房出来，对送文件的科瓦利没好气地说：“去向米高扬同志报告，我反对。”说完，甩甩睡衣下摆，砰地关上卧室门，睡觉去了。
这个伏罗希洛夫可不是一般人物，从革命资历上讲，他可是与列宁一起发动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开国元勋，可谓党政军元老。苏联人称伏罗希洛夫是“军队的统帅”、“人民的儿子”。(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上，他被赫鲁晓夫免去党内外全部职务，此为后话。)
但赫鲁晓夫根本就瞧不起伏罗希洛夫。苏芬战争苏联红军竟然阴沟里翻船，开战就失利；二战开始时苏军节节败退，差一点兵败如山倒，放弃欧洲部分城市，退向西伯利亚。这些，赫鲁晓夫认为爱表现军事气派、神气活现搞花架子的伏罗希洛夫是罪魁祸首。更让赫鲁晓夫看不起的是，伏罗希洛夫不务正业，简直是个不可救药的自恋狂，经常去斯大林的得宠画家、苏维埃艺术学院院长格拉西莫夫的画室里摆姿势，让画家给他画像，但在工作岗位上花的精力和时间都很少。伏罗希洛夫还带着老婆在剧场里流连忘返，成为颇有名气的歌剧鉴定家和评论家，对文艺界的张三李四无比热衷、如数家珍。他童年时曾经参加过教堂的唱诗班，自认为是很不错的男高音，甚至在听力已很差的情况下，依然固执地认为自己是天才歌唱家。
伏罗希洛夫1906年在彼得堡邂逅斯大林，之后，两人在布尔什维克巴库市委成了同事。1918年察里津保卫战期间，伏罗希洛夫任第10军军长，指挥失当，部队损失惨重。军委主席托洛茨基大发雷霆，但有“党的领导人”斯大林撑腰，伏罗希洛夫不服托氏“管教”。托洛茨基在把斯大林调离后，迅速解除了伏罗希洛夫的职务，贬为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祸福相依，伏罗希洛夫与托洛茨基结下“梁子”，与斯大林则成了“亲密战友”。
与伏龙芝、布留赫尔等优秀军事将领相比，伏罗希洛夫自知功不如人，但他笔杆子不错，经常撰写歌颂斯大林的文章，通篇充满了诸如“红军的缔造者”、“唯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类的阿谀之辞，为在苏共党内颂扬斯大林神话奠定了基调。投入总有回报，伏罗希洛夫成了斯大林的亲信，可以与斯大林并排站在红场观礼台上，自由出入斯大林的别墅，享受与斯大林一起打猎、一道休假等难得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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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30年代后，伏罗希洛夫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不让年轻的军事将领挤掉自己，经常提醒斯大林，图哈切夫斯基等人是 “托洛茨基宠信的人”，于是斯大林发动“清洗”军队的行动，伏罗希洛夫无比兴奋地在每一份逮捕或处决令上签署“同意”。搞掉图哈切夫斯基等人后，伏罗希洛夫和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联手签署命令，指称红军中存在着分支密布的“帝国主义间谍网”。由此，苏联陆海空军高级将领中的少壮精英，几被悉数打尽。有才干的军事指挥人员严重缺乏，加上备战不力等原因，使苏军在卫国战争初期一败涂地。
斯大林逝世后，伏罗希洛夫论资排辈当上了名义上的“国家元首”--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但掌握实权的是后生赫鲁晓夫。此时赫氏对斯大林已是出言不逊，当然更不会把伏罗希洛夫当回事。
赫鲁晓夫如何“修理”伏罗希洛夫
这个钉子一定要拔掉，管他是什么资格的钉子--赫鲁晓夫决定第二天立即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修理伏罗希洛夫，逼其就范。
9月26日上午11时，赫鲁晓夫再次主持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全体中央主席团成员出席。赫鲁晓夫发言，他先简单讲了一下放弃旅顺军事基地等苏联在华利益的道理，之后，突然提高嗓音，怒瞪眼睛，拍着桌子，手指伏罗希洛夫大声质问：“在我们飞往北京之前，你却固执起来，反对我们已经议好的援华项目。你为什么反对？你谈谈你反对的理由！”
伏罗希洛夫想不到赫鲁晓夫敢如此态度，阴沉着脸，讥讽道：“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党和中央委员会今天并没有因为我有不同意见而逮捕我，把我送进监狱，而是让我自由表述意见。”赫鲁晓夫不耐烦地打断：“我们这里没有贝利亚，你不要乱扯。”伏罗希洛夫说：“苏联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历经二次世界大战，我认为，目前随处可见同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战争而造成的可怕后果，苏联人民需要安居乐业，好好生养，好好发展生产，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这是当务之急，集中力量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应该第一位考虑的。我认为，我国人民没有力量承担在中国所承担的这种庞大的建设项目……我们宣布对法西斯德国和同盟国日本作战，目的就是收复旅顺口和俄日战争期间沙俄丧失的领地，而现在我们又要把它白白地交出去，或许，应该就这事问问大家的看法，即使不问，至少也得让人们对此有心理准备。”
赫鲁晓夫感觉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退让，霍地站了起来，指着伏罗希洛夫，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你所说的原沙俄领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只是根据租赁协定，也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才由双方共同使用，本来也早就该交还中国了，我们根据1952年9月15日中国政府的要求，考虑当时的朝鲜战争因素，推迟了旅顺口的交还。拿了人家的东西，不还，据为己有，这是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人干的事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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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罗希洛夫嘴歪歪，还想说什么，赫鲁晓夫挥挥手，强硬地说：“你就只会看鼻子底下的一点小事情，你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么？你这样能够团结社会主义阵营么？我看你的胸襟气魄连家庭妇女都不如，我们的事业关起门来能够办成么？我们不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紧密团结会有前途么？你看看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怎么抱成一团的，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团结成一个人的，你这种自顾自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伏罗希洛夫同志，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不是只要不怕死会打打仗冲锋陷阵就行的，必须懂得胸怀天下，必须懂得什么是政治，社会主义事业决不是在苏联一个国家就能干成的事情！你如果不想干，可以回家去喝伏特加，抱孙子玩，或者去练练你的美声唱法。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现实和历史都会证明，我们的这个决定是真正的列宁主义，看来当年你没有好好听列宁同志的教诲，苏联共产党人必须像对待自己兄弟一样，善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特别是要善待国土辽阔人民众多的我们的友邻中国，这是多么伟大的社会主义力量！”
伏罗希洛夫被赫鲁晓夫斥责得抬不起头来，赫鲁晓夫则底气十足，滔滔不绝：“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如果我们……不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切实有效的援助，那么，我率领的苏联党政高级代表团到北京去庆贺，去和毛泽东同志进行会谈，就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将失去同中国建立和巩固友谊的历史机遇。我们这次去，就是要去得有意义，我们不能再弄个部长什么的去搪塞兄弟的中国人民了！”
赫鲁晓夫说完，米高扬首先举手表态，其他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也一一举手表态，完全同意和拥护赫鲁晓夫的意见。他们等于表了两次态，一次用笔，一次用手。
合围逼进，让伏氏缴械投降的态势已经形成。伏罗希洛夫只得不情愿地欠欠身体，低下头颅，颤颤抖抖地在文件上努力画着圈，草草签上自己的名字，表示同意。
看着老资格的伏罗希洛夫俯首称臣，赫鲁晓夫再次表明援助中国的坚决态度，并斩钉截铁地说：“非如此不能使中国人感受到苏联的深情厚谊！”
赫鲁晓夫与毛泽东的“性格碰撞”
雷厉风行、充满朝气的赫鲁晓夫其实是毛泽东的同代人，比毛小一岁。由于生活所迫，赫鲁晓夫没有受过更多的学校教育，但他勤奋好学，根正苗红，为人质朴直爽，没有书卷气，说话不会文绉绉的，言谈生动有趣，一语中的，从不矫揉造作，当然也有人因他的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的一面而啧有烦言。与毛不同的是，赫氏对诗文兴趣不大，他是个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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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29日，当赫鲁晓夫这位实干家终于顺利到达北京、掀起中苏关系热潮时，他没有想到，前面的路，还有很多的变化。
赫鲁晓夫是苏联农民性格，大而化之；毛泽东则是中国农民性格，热诚执著。农民都是直来直去、喜怒形于色的。毛泽东特立独行，赫鲁晓夫也不随波逐流，而两人的背后，都有着极强的民族历史文化推动力。中国刚刚站立起来，历史的积贫积弱当然会有反弹，对赫鲁晓夫的一些未必出于恶意的想法可能反应过激。领袖的性格又决定了两人说话都是随兴而来，淋漓尽致，不拘小节，谈到兴奋处抚掌而笑，不高兴时龃龉难消，这种“性格碰撞”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可以说已火花四溅了。
也许，尼克松后来的经验之谈可以旁证这段危途中的中苏蜜月期：“个人外交在首脑会晤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在我们面前爆炸。关键的因素不是充满激情的友谊，而是冷静的相互尊重。”
所以，蜜月式的中苏关系尽管启动了，但领袖性格撕裂两国关系的危险因素已潜伏下来，这种“性格碰撞”在牵扯进意识形态的残酷纷争后，发酵出的既不是伏特加，也不是二锅头，而是谁也不愿吞下去的坏酒糟，最终使社会主义阵营徒有其表。
中苏决裂的历史原因是复杂的，但两国领导人个性因素的作用显然不能排除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