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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宁夏与强渡大渡河的勇士们合影
毛泽东：我和朱德不是“石达开第二”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利用敌军内部之间的矛盾，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的重大胜利。
但是，有的高级干部对毛泽东实行的机动作战不理解，认为是在跑冤枉路。林彪致信中革军委，提出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批评林彪：“你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周恩来、朱德等发言支持毛泽东，称赞他在危急的情况下，采取兜大圈子、机动作战的方针，才摆脱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会议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团结，并决定立即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
红军继续北上，先要通过彝族聚居地区，才能到达大渡河畔。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沽基族首领结盟修好，并对其他部族做了工作，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赶到大渡河的安顺场渡口。
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中央红军会顺利通过彝民区，他曾狂妄断言：红军过得了金沙江，过不了大渡河。红军一定会成为“石达开第二”。他布出了一定要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阵势。但是，红军是所向无敌的。刘伯承率先遣队到达安顺场后，找到两只小船，由17名勇士，配8名船工，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江。可是， 安顺场是一个河谷地带，两侧四五十里是高山，部队在这样的深沟中没有回旋余地，兵力也无法展开，极易被敌人伏击消灭。再者大渡河水深流急，不易架桥，全军难以在短时间内从这里过江。
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刘伯承、聂荣臻详细汇报过河和架桥的情况后，立刻决定红军沿大渡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沪定桥，限两天赶到。红军克服重重困难，按时赶到，战胜守军，占领了沪定桥和沪定县城。
红军主力在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毛泽东对指战员们说：我们的行动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不是太平军，我和朱德也不是“石达开第二”，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又打错了。
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北上
红军渡过大渡河，继续北上。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出《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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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这个战略，必须翻越海拔4900多米的夹金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幻无常，人迹罕至。6月17日早晨，毛泽东喝完一碗热气腾腾的辣椒汤，身穿夹衣夹裤，手持木棍，沿着前面部队走出的又陡又滑的雪路，向山顶攀登。他把马让给伤病员和体弱的女同志使用，并且说：“多有一个同志爬过雪山，就为革命多保存了一份力量！”走到半山，气候骤变，冰雹劈头打来。他拉着战士的手前进，同时嘱咐大家：“低着头走，不要往上看，也不要往山下看，千万不要撒开手！”。当天下午，他们就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18日，他们进入懋功县城，会见在这里迎候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30军政委李先念。
红一、红四方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两军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向应当指向哪里？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这是关系到红军今后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不料，恰恰在这个大问题上立刻发生严重的、难以调和的分歧。
还在两军会合的前夕，中共中央收到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请速决“今后两军行动大计”的来电。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6月16日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陈昌浩复电中共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北攻阿坝，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
到达懋功县城的当天，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就战略进攻方向问题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提出：“目前形势须集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望即下决心为要”。张国焘于20日又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向西发展，并说“目前给养困难，除此似无良策”。中央复电张国焘，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你再过细考虑！”这样重大的问题，在往来电报中自然是难以解决的，因此，中共中央在电报中请张国焘“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张国焘一再拖延
6月25日，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到懋功县城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茂县前来的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并举行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大会。朱德致欢迎词，说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重大意义和北上的方针。张国焘在讲话中却公然提出同中央相悖的西进方针。毛泽东和张国焘是老相识了，他们都是中共一大代表，已经多年不见，在这硝烟迷漫的战火中重逢，应是十分地欣喜，但是一见面谈话，却并不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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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在两河口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从地域、群众和经济三个方面，说明红军应该去“川陕甘”的正确性。张国焘在发言中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但却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毛泽东发言，他以坚定不移的立场、从战略的高度支持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因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应当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三、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个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胡宗南如与我打野战，我有二十个团以上，是够的。会议经过三天讨论，通过了北进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提出：“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
6月29日，毛泽东又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除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外，主要听取博古关于华北事变的情况报告。毛泽东发言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想把蒋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党对时局应有表示，发表文件，在部队中宣传，反对日本”，这是“最能动员群众”的。 会议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或通电。是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决定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军，共同北上，“迅速、机动、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向北作战和发展。”张国焘回去后，自恃他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又策动一些人给中央写信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松潘战役计划》的实施。中央红军为了执行《松潘战役计划》继续北进，在7月初翻过第二座大雪山，抵达卓克基，10日到达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催促他立刻率部北上，并要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迅速到芦花集中指挥。
张国焘到芦花后，中共中央在18日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张国焘提出要提拔新干部，主张增补一批人“可到军委”。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到军委，下面需要人。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中革军委当天发出通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任总政治委员。”21日，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兼参谋长。同时，将中央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并抽调张宗逊等一批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任职。随后，又根据红军总部的决定，红四方面军抽调了3个建制团共3700余人补充中央红军。
张国焘一朝权在手，便以集中统一指挥为名收缴了中央红军各军团的密电码本。彭德怀回忆说：“我完成任务后，回到芦花军团部时，军委参谋部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电本收缴了，连三军团和军委、毛主席通报密电本也收缴了。从此以后，只能与前敌指挥部通报了。与中央隔绝了，与一军团也隔绝了。”
由于张国焘一再拖延，战机已被贻误，使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松潘，红军已难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水草地北上，这给红军北上带来极大的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