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握历史，了解军情，本文由27军事网为您收集整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9世纪美国外交的基本特征是力图避免与欧洲大国的冲突，始终主要致力于大陆领土扩张。20世纪的美国则以争霸全球为目标，以充当“世界领袖”为己任。在从19世纪孤立主义向20世纪全球扩张主义转变过程中，美西战争是一个极其显著的历史界标。
一
大陆扩张是19世纪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当时美国对外扩张目的主要是在美洲大陆尤其是周边地区掠夺领土和开拓边疆。美西战争后，海外经济和文化扩张上升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点，美国首次突破了固守西半球的地理限制，开始插足列强在世界各地的扩张和争夺，成了整体化和多极化世界中强有力的一员。
到19世纪晚期，整体世界的诞生，美国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家实力的迅速膨胀，这些都推动了美国与国际经济政治联系的发展，刺激着它走向世界扩张舞台的欲望。随着时代的变化，美国各种新的扩张主义理论和思潮层出不穷，旧的扩张主义则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预示了其外交政策大调整时代的来临。在这一过程中，马汉通过提出“海上实力论”，一马当先地发动了一场反对孤立主义的宣传运动。在强调建立“大海军”重要性的同时，马汉断言:“没有一个国家，肯定地说，没有一个大国今后应当保持孤立政策”，面对列强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美国必须准备保卫它在全世界的商业利益。1893年，一位美国参议员说:“在我们还是一个新生的国家时，孤立主义的政策很有益处，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我们已有65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先进和最强大的国家。为了我们未来的利益，应该放弃孤立主义。”麦金莱总统在演讲中宣布:“孤立主义已经不再是可行的和合乎希望的了。”西奥多・罗斯福则一再表示，希望美国人能够有“远大眼光”，担负起“领导世界”的责任。与此同时，威廉・塔夫特、伍德罗・威尔逊、亨利・C・洛奇以及当时政界的绝大多数精英人物，基本上都反对孤立主义。在美国舆论中，各种反孤立主义的思想主张往往都被冠以“国际主义”、“全球主义”或“世界主义”等名号。在这场反对孤立主义的宣传运动中，布鲁克斯・亚当斯、安德鲁・卡内基等学界和财界精英也积极地参与其中。这些都表明，尽管对美国外交看法各异，但放弃孤立主义传统，转而谋求世界范围的扩张和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美国精英分子们的共识。
在一片狂热的扩张主义叫嚣声中，美西战争爆发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大国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美国扩张主义者战前就始终把建立加勒比海霸权和控制中美地峡作为美国海外扩张的首要目标。但是，在夺取海外领土问题上，美国国内阻力始终很大。“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国经常遇到这样一个难题:是否应该攫取本大陆以外的地区。国会对这个问题的辩论结果每次都大同小异:出于反殖民主义传统或种族原因而反对吞并。”[4]即便是在购买阿拉斯加问题上，威廉・西华德的行动也备受非议，这使他不得不哀叹:“我们国内的不安定是多么可悲地使国家失去了雄心啊。”然而，通过发动美西战争，美国扩张主义者无视国内反对力量的存在，打败了老牌殖民国家西班牙，控制了加勒比海和通向中美地峡的通道，联通了太平洋和大西洋，并通过吞并夏威夷，占领关岛、菲律宾等太平洋岛屿，铺平了跨越太平洋向远东扩张的道路。这一切都意味着固守西半球的孤立主义传统已然被打破。
此后，美国一面巩固和扩展在拉丁美洲的扩张阵地，一面在远东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并力图把“门户开放”作为一项国际关系原则推向世界，为美国利用其自身优势进行全球扩张创造条件。随着势力的扩张，为维护和发展“全球利益”，美国不得不在世界各地全面介入大国间的角逐，使自身逐步成为世界均势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鉴于欧洲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突出地位，美国一旦冲破西半球的地理限制，就意味着难以继续回避对欧洲政治的介入。美西战争引发大国关系的变化，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命运与远东势力均衡的相互关系，美国对两次海牙和会、阿尔及西拉斯会议以及日俄战争的介入等，这些都说明了世界整体化背景下国际关系格局的全球性特征，说明了美国与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密不可分的内在关联。在国际格局的变动中，欧洲呈现出衰落之势，欧洲传统的国际关系运行规则也面临着挑战，但它仍然是现代世界文明的先进区域，仍然是大国林立的场所，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十分突出。重视经济扩张而保持政治孤立曾经是美国传统欧洲政策的基本特征。但是，进入20世纪后，且不说美国在拉丁美洲和远东的利益推动着它插足欧洲政治舞台，美国在欧洲的经济扩张与政治上的孤立也日益成为尖锐的矛盾。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在其1900年出版的《美国经济霸权》一书中预言:战争是经济竞争的极端状态;美国将越来越多地把欧洲国家排挤出世界市场;欧洲已经将美国视为危险的敌人，美欧之间不是妥协就是战争，除非美国强大到使它们不敢发动战争。西奥多・罗斯福强调:“国际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正在增长的互相依赖与复杂性，愈来愈使得坚持恰当地整顿世界秩序成为所有文明的、有秩序的国家应尽的义务。”显然，国际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以截然分离，美国政治家们对此不可能没有深切的感受。20世纪初期，美国似乎仍然以拉丁美洲、亚洲和太平洋区域作为对外扩张的重点，但它事实上已经越来越难以忽视欧洲政治。参议员亨利・C・洛奇早在1895年就强调说:“华盛顿让我们退出欧洲，但是，与此同时，他指出我们真正的前进路线是西方。”美国学者爱德华・比里格写道:“太平洋，而不是大西洋，目睹了美国最初抛弃其消极态度的变化。然而，未来的国际政治已经越来越变得以横跨大西洋为特征。注定对美国政治能力构成挑战的，是欧洲政治，而不是亚洲政治。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出现的问题，并非源于外围，而是来自于西方文明的中心地带。”美国全面介入欧洲和世界政治舞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但美西战争是其逻辑起点。
二
美国是在国内统治集团尚未形成共识的历史背景下挑起美西战争，走上全球扩张的国际舞台的。美西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争论，为20世纪美国的全球扩张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和战略框架，使和平扩张逐步成为美国海外扩张的基本形式，建立“非正式帝国”成了美国全球扩张的基本目标。
自中世纪末期以来，生产力提高和科技进步造成的国际联系总是不断地造成战争频度、规模和激烈程度的不断升级，为国家“集团自私”和战争、领土兼并现象辩护的权力政治观念因此不断得到强化。与此同时，一些先进人士开始敏锐地感受到了相互依存趋势客观造成的国际和平合作要求。近代思想家关于和平合作趋势的论证，国际法的诞生和发展，国际和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日益增多的国际合作组织的建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相互依存趋势不断发展背景下国际社会对和平合作精神的呼唤。到19、20世纪之交，虽然整体世界已经形成，人们对相互依存与和平合作趋势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大国政治家和主流舆论仍然普遍重视赢得战争和领土，而不是国际和平与合作，这似乎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在美国，由于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不同，人们在国际政治和外交领域始终拒绝接受欧洲国家的经验和传统，斯宾塞的“文明史观”和亚当・斯密、霍布森等人的国际和平合作观念在美国政界和知识界的影响都相对较大。19世纪晚期，美国专注于国内事务和大陆扩张的孤立主义传统面临挑战，加强海外扩张成为不可避免的政策选择。尽管美国国内始终存在着反对军事征服和海外领土扩张的强大社会力量，但美国扩张主义者首先接受的仍然是传统的扩张模式，即通过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为美国争霸全球奠定基础。
美西战争直接引发了轰轰烈烈的美国“反帝国主义运动”。许多民主派人士和下层民众都参加了斗争。持反帝立场的上层精英分子始终都在运动的舆论导向和组织领导方面起了主导作用。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使“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分歧同时发展成了党派政见之争。尽管民主党中不乏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中有反帝国主义者，但“民主党人一般地是反帝国主义者，共和党人一般地是帝国主义者”。参议院中，南方民主党员27人中有17人投票反对吞并菲律宾。精英分子的广泛参与及其作用表明:不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人民群众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活动，而且统治集团内部也有相当的反对力量;反帝国主义运动既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运动性质，也是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海外扩张问题上政见分歧的反映，是内战以来美国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斗争的延续和发展。
从反帝精英们的基本主张来看，他们反对麦金莱政府的战争和兼并政策，主要基于两种理由:一是海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不符合时代精神和美国相对特殊的国家利益;二是海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不符合美国历史传统和理想主义原则。反帝国主义者都强调尊重“和平”、“民主”、“自由”等理想主义原则的重要性，强调理想主义原则对美国自身扩张行动的自我约束性。按照他们的说法，以占领殖民地为特征的“帝国主义”政策，可能会使美国步“旧世界”的后尘，毁了命中注定要成为世界“榜样”的美国民主制度。但是，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历史传统出发，绝大多数反帝精英们都支持海外扩张，一些人甚至不反对战争和领土扩张。由于参加运动的成分十分复杂，反帝国主义者始终都没有形成真正统一的行动纲领。在具体的海外扩张政策上，参加运动的上层精英内部始终存在分歧，但都不同程度地反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这是他们的共同特征。美西战争爆发后，西奥多・罗斯福等人强调了占领古巴、菲律宾等地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战略意义。他们把大国武力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视为当然，把反帝国主义者视为“过时”的人或“乡巴佬”。他们的基本主张虽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时代美国对外扩张的战略利益需要，但他们好战成性的个性特征和热衷于扩张殖民地的本能表明，他们的身上保留了大陆扩张时代倾向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的痕迹，过多地沿袭了欧洲国家对外扩张的传统模式，他们同样是美国从大陆扩张向全球扩张转变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作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遍布世界的落后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菲律宾民族解放战争的爆发给了美国帝国主义者以有力的打击，以无可置疑的事实表明，落后国家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以军事征服和兼并殖民地为特征的传统扩张模式行将成为历史。针对占领殖民地有利于美国海外经济扩张的观点，卡内基强调，“'殖民领地，或者说附属国，并不是贸易所必须的”。萨姆纳说:“以为一个国家在取得适当规模后，增加领土就等于增进财富和力量，这种观念乃是一种错觉。”反帝国主义者也反对以战争建立世界秩序的想法。他们认为，以战争建立秩序是一种“时代错误”。布莱恩在1900年周游全国的演讲中警告说:美国共和党正在试图“仿效欧洲帝国”，他们接受了“欧洲的思想观念”，并且像正在与布尔人作战的英国人一样信奉“君主制”原则。
反帝国主义者的基本主张看似相对保守，却提出了一些崭新的理念，尤其是“和平扩张”思想，既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和历史传统的相对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世界历史变化和国际关系进步的基本方向。当时美国的国家综合实力已经占据领先地位，但还难以与其20世纪后期的综合实力相比，军事力量尤其相对弱小，海外的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仍然力不从心。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美国是后来者，跨洋越海的武力征服和领土扩张既不符合它的传统，也不是它的优势所在。当美国来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角逐场时，世界已经被列强瓜分完毕，以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扩张必然代价太高，得不偿失。在世界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发展的背景下，武力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实际上已经背离了现代世界发展的客观要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时的手段。垄断性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连年不断的战争和动荡，这些都对日益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带来严重冲击。对于拥有雄厚经济实力而急需扩张世界市场的美国来说，国际政治的相对稳定、“门户开放”以及被压迫民族一定程度的民族自决，都有利于打破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画地为牢的国际经济竞争，有利于美国按照商业“自然竞争”法则走向世界，有利于逐步抵消列强在占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方面的既得优势。创造相对稳定而有利于“自然竞争”的国际政治环境，利用美国自身的经济优势和“道德优势”进行“和平扩张”或“渐进式扩张”，对美国来说无疑是最为有利的。因此，“反帝国主义者”在美西战争期间追求的直接目标没有实现，但战争引发的“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争论及其影响并没有就此消失。正是以此为契机，美国走上了海外“和平扩张”或“渐进式扩张”的道路。此后，美国两党在对外扩张政策的认识上开始出现趋同现象。虽然全球扩张成为美国外交不可逆转的基本趋势，但公开鼓吹海外军事征服和领土扩张愈来愈不得人心，“和平扩张”和建立“非正式帝国”逐步成为美国的最佳选择。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美国都把拉丁美洲和亚太区域视为重要扩张目标，并由此而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大国在全球范围的角逐。无论是哪个政党执政，美国在维护国际政治相对稳定、打破对世界市场的人为分割和提倡“民族自决”等方面都走在了世界前列，都把建立“非正式帝国”逐步明确为美国外交的基本目标。
三
美国实际上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先发国家之一，但由于它始终致力于内部发展和大陆
扩张，19世纪美国在国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都相对有限，几乎不为各大国所重视。美西战争显示了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奠定了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为美国实现“领导世界”或“改造世界”梦想创造了条件。
一些美国学者写道:“自从美西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以来，美国人就把本国视为一个大国
---而不论欧洲是否如此看待美国”;“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外交家和作家还很少以同样的口气把美国与六个公认强国---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意大利---相提并论。到20世纪初，他们几乎一成不变地将美国包括在内了。”显然，美西战争展示了美国的实力优势及其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法国著名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就有过著名的预言:20世纪的世界将是美国大老板和俄国皮鞭控制的世界。美国历史学家布鲁克斯・亚当斯也在《美国经济霸权》一书中预言:到20世纪中期，世界上将只剩下美国和俄国两个大国，而美国将拥有经济优势。在当时的国际政治舞台上，出现了种种关于“美国威胁”的忧虑和论调。1903年，一位法国前外交部长忧心忡忡地问道:“我们是否面临美国的威胁……旧世界将面对美国而走向失败?”“美国威胁”是当时德国反复出现的话题。1905年，一位法国史学家写道:“人们在报纸上、会议上、议会里听到的除了美国威胁外别无他物。”一位英国记者认为，现在英国只有两种选择，或与美国联合，“或沦为讲英语的比利时的地位”。美国舆论对此持毫不怀疑的态度。鉴于大英帝国日益衰落而美国自身迅速崛起的事实，西奥多・罗斯福就曾断言:“20世纪仍将是英语民族的世纪。”
美西战争给了美国人前所未有的自信心。美国人自始就宣称，他们是“上帝”的“特殊选民”，肩负着以其自身政治理想和社会制度“改造世界”的使命。他们把美国视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他们普遍相信:“这里展现出的政治明智与和谐的范例将引起整个地球上的王国纷纷效仿，以及改善人类的状况。”他们把欧洲视为“旧世界”，而把自身所在的美洲大陆称为“新世界”，以此强调美国与众不同。在美国自身实力相对弱小时，他们强调要避免卷入“旧世界”的政治纷争，以“榜样施教”，以免被“旧世界”的空气所毒化。随着美西战争的结束，这种相信美国肩负特殊“使命”的信念，以及 相信其“自由制度”和生活方式“优于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及其生活方式”的信念，也得到了显著加强。人们相信，美国的迅速繁荣和壮大已经充分验证了其“自由制度”的优越性。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述:“毫无疑问，……没有其他国家可以这样的体制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也没有其 他民族曾经历过这等冒险。”当美国人深自期许的“道德优势”获得国家实力优势支撑时，以其自身的理想和价值观积极干预国际事务便成了政治家们的理想主义追求。世纪之交的美国政治家们普遍强调适应时代变化的客观要求，但他们往往同时强调美国“自由制度”优势和“道德优势”，认为美国的民主自由传统和政治制度能够始终代表文明进步的方向，可以成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国际关系运行准则，这就为美国按其理想主义价值观“改造世界”和充当“道义上的世界领袖”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然美国理想主义与全球扩张要求的结合要到威尔逊时代才基本完成，但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理想主义关系的重新认识主要是从美西战争前后开始的。这就是说，经过美西战争，无论是实际执行的国家政策，还是舆论的基本取向，美国都已经初步突破了孤立主义传统的束缚和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