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甫尔说,他们与阿依布拉克一家并无亲戚关系。他一直在追索儿子变化的痕迹,“当时我们家有杏园,我儿子跟着我卖水果,也学会包装水果,他们就请儿子过去帮忙,因此才认识。”
至于这些孩子之间的关系到什么地步,直到案发前,吾甫尔都不了解。甚至连4·23当天发生的事情,他也是后来才弄明白。
吾甫尔在镇政府旁边开一个水果店。当天他正在开门面房收拾东西,看到对面集贸市场后面有火光,一开始还以是两家发生矛盾,没在意。随后有警察通知紧急疏散,他连东西都没收就回了家。
一开始听人说,有一个卖水果的孩子也在里面,吾甫尔还不太相信,再后来有人告诉他确实是他的孩子参与了,而且受了伤。老人这才着急,托人四处打听,但都没有准确的消息,有人说在医院,也有人说已经死了。
“七十天之后,我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活着,被判了死刑。”吾甫尔说。
吾甫尔一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已经结婚,热合曼是老二,案发时只有23岁,尚未结婚,此外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热合曼初中毕业后一直跟着父亲在镇上做水果生意,偶尔也自己出去进货,贩一些本地没有的水果回来。
“平时喜欢与镇上的小伙子一起玩,喜欢手机上网,偶尔也去玩玩电子游戏。”在吾甫尔看来,孩子们只要不抽烟不喝酒,为人老实,尊敬老人,他很少管他们。
热合曼被执行死刑的日子是今年2月11日。此前的2月4日,喀什地区和巴楚县的官员曾来镇上找到吾甫尔,安慰了他一番。
“执行死刑的时候,去见了儿子一面。”吾甫尔说。孩子前前后后怎么参与进去的,他并不知情。“政府都是这么说的,我也没有怀疑的理由。”
执行当天,吾甫尔为儿子在清真寺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葬礼很简单,只有五个人参加,也没举行三天、头七这些穆斯林传统仪式。”
儿子去世后,吾甫尔关了原先的水果店,在镇十字路口以北的路边摆了一个水果摊。每天按时出摊,也按时去镇上的清真寺做礼拜,老人说,每次做完礼拜,他都会为去世的儿子祈祷。
寻找答案
“4·23”事件之后,青年阿卜杜拉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两群人员”。
极端的思考和情绪是怎么进入并且统治一个人的?这个问题,不仅暴恐分子的亲人阿依布拉克和吾甫尔无法回答,对在新疆工作的社区人员来说,更是一个一直无法得到答案又急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4·23”事件之后,当地重点治理非法宗教活动、遏制宗教极端思想渗透,确认的一个工作办法是,管理关心好“两群人员”。
按照工作人员的标准,青年阿卜杜拉就是一名“两群人员”。按当地维稳官员的解释,两群人员指的是特殊人群和重点人员。
阿卜杜拉被纳入这一体系是在2012年,因为想考经文学院,他曾拷过一些解经的视频在电脑里。另外,他有一个住在20村的表弟,因为家里被查出有地下讲经和地下习武点被捕。
现在阿卜杜拉不仅经常要参加学习班,还要定期与村治安民警联系,“学习班有时在镇上,有时在村里,都是讲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的内容”。
“4·23”事件发生后,派出所警察和村治安民警先后到家里来关心,和他交流想法,提醒他注意言行,减少外出等等。
这 样的工作面向全镇范围内的100多名“重点人员”。自从发生暴恐事件之后,当地政府所能想到的办法,是尽可能地与这些重点人员保持好联系。其中出台的一个 政策,就是重点人员以及流动人口实行流入流出地“两头抓、双向管”:重点人员外出需要先在社区登记,并办理“居民便民卡”,一张淡黄色的跟身份证差不多大 的卡片。凭卡到流入地派出所备案,回来后还要将卡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