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负箭持弓人物图》，辽代壁画，纵130厘米，横75厘米，1998年河北省宣化下八里2区辽墓2号墓出土，位于墓室东壁南侧，原址保存
在太宗的计划中，东路曹彬实力最强，但战役开始后先担任战略佯动，因此他专门叮嘱曹彬“卿以十余万众声言取幽州，且持重缓行，毋得贪利以要敌(截击敌人)”。赵光义的如意算盘是，曹彬部佯动，将辽军主力吸引到幽州以南，中路和西路趁此切断幽州对外联系。
有趣的是，辽国在战役开始后，所作出的决断正合太宗之意。宋军三路大军在二月二十一日出动，辽国竟然是在三月初六才得知宋军动向。萧太后与众将商议后认为，宋军西路和中路对辽国威胁有限，而东路是心腹大患，因此必须以主力与东路宋军展开决战，取胜后，再转锋消灭西路宋军。
撤退演变为溃败
战役打响后，宋军开头打得很好。中路步军统领田重进先在飞狐北全歼辽冀州防御使全军，四月十七日田部打破河北蔚县。而西路潘美三月初九在寰州击败辽军，十二日辽寰州刺史投降。随后这一路宋军又连克应州和云州。但东路情况较为复杂，米信出雄州后，渡过拒马河，在新城打败辽军。曹彬则前进过快，三月十三日便占领涿州，三月十七日日曹部轻骑在涿州城城南大败辽军。
虽然曹彬占领了涿州，但他的前进速度明显过快，与后勤运输线脱节。赵光义得知曹彬过早占领涿州，大惊失色。而辽南京留守耶律休哥根据高粱河大战的经验，采取坚壁清野，以轻骑昼夜袭扰宋军，并有意识切割曹彬、米信两部联系。辽国游骑很快切断了宋军的粮道。曹兵所部十余万人在涿州城里坐吃山空，十余日后不得不撤回雄州，“以援供馈”。
曹彬后撤的行为，彻底打乱了宋军三路并进的计划。十几万宋军敌前退却，除了人困马乏外，战斗意志和士气也损耗殆尽。而赵光义遥控指挥，认为曹彬决策失当，遣使制止，令曹彬沿白沟河向米信军靠拢。这样一来曹彬军士卒更为混乱，将领则担心会因为师出无功受到处分。当部队听说中路和西路已经捷报频传后，纷纷要求出战，曹彬不能制止，只得下令部队带足粮食后沿撤退原路向涿州攻击前进。
就在曹彬往来于涿州和雄州之间、徒费精力时，辽国太后萧绰和辽圣宗已经领大队人马行至涿州城东50里。为了进一步削弱曹彬，萧太后命耶律休哥派轻骑沿路袭扰曹彬，节节抵抗。加上天气炎热，曹彬军第二次进抵涿州时士卒已经疲惫不堪，粮道又被辽军骑兵掐断。正在曹彬手足无措之时，又传来消息，萧太后率领辽军主力南进，试图与耶律休哥一起，夹击宋军。
眼看辽军主力压来，曹彬完全丧失了理智，决定立刻放弃涿州，在辽军合围前撤回雄州。他一面命令部将卢斌带领城中百姓先行南撤，一边组织本军主力，准备断后。由于曹彬所部士卒已经连日断粮，人困马乏，因此撤退迅速演变为混乱的溃败。辽军将领耶律休哥见此情景，立刻下令全军追击。五月初五，辽军在涿州附近的岐沟关追上宋军，战斗很快演变为单方面的屠杀。惊魂未定的宋军在夜暗条件下冒险渡过拒马河，在半渡之际再次被辽军追上，溺死和被杀者不计其数。在宋军退往高阳过程中，辽军发挥骑兵机动性优势，通过尾追和侧翼迂回结合的方式，多次截杀宋军，数万宋军陈尸战场，好不容易征集来的物资和兵器装备则全部为辽军夺走。
牺牲杨业换取主力撤离
岐沟关惨败的消息传到汴梁，太宗急令中路宋军退守定州，西路潘美退回代州，同时调动汴梁禁军北进，封堵岐沟关惨败造成的空档。但辽军并没有像宋军猜测的直接南下，而是转往西方，连克蔚州、飞狐和寰州。赵光义只得令潘美掩护云、朔、寰、应四州百姓南撤。考虑到辽军具备绝对的机动优势，宋军又是失败之后敌前退却，杨业提出一个“围魏救赵”的方案：向北攻击应州，威胁辽军寰州部队的侧后。同时让百姓从朔州东南石碣谷南撤，以精骑伏在谷中段，几千弩手扼守谷口。但是监军刺史王侁和刘文裕却污蔑杨业贪生怕死，甚至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
这样一来，杨业被逼到了绝境，只得带兵对寰州进行正面攻击。他已经知道自己此战难以生还，临行明确表示“业，太原降将，分当死……今诸君责业以避敌，业当先死于敌!”同时，杨业又与潘美约定，在朔州南方的陈家谷埋伏步兵强弩，当杨业撤到此处时予以救援。
杨业寅时出击，到巳时，王侁看到经过6小时辽兵仍未到来，便以为契丹军撤走。为了邀功，他擅自带兵出谷前进，潘美并没有制止。但王侁沿桑乾河支流前进了不远，便得知杨业战败，为了逃命，便带所部逃走。结果杨业在黄昏时且战且走来到陈家谷，却没有找到援兵，最终在谷口力战被俘，留下“上遇我厚，期讨贼捍边以报，而反为奸臣所迫，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耶!”的遗言，绝食三日而死。
杨业的壮烈殉国，是雍熙三年太宗二次伐辽最让人悲伤的一幕。辽国对这位纵横边疆30年的名将评价极高。据说萧绰曾下令必须活捉杨业，因此将杨业射落马下的辽将耶律奚底没有得到赏赐。而在大宋这边，潘美、王侁等人最初试图掩盖杨业殉国的真相，但杨业的夫人折氏“上疏辩夫力战获死之由”，天下之人和皇帝都站在了杨业这边，《东都事略》记述“天下闻其死者，皆为之愤叹”，《宋史》说太宗“闻之痛惜甚”，都说明了舆论的导向。最终，太宗追赠杨业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千匹、粟千石。录用六子(杨延昭)，将大将潘美降三级，监军王侁除名，隶金州，刘文裕除名，隶登州。但事实证明，这样的处理根本无法弥补大宋的损失，《辽史》记述“自是宋守云、朔诸州者，闻继业死，皆弃城遁”。
宋朝的知识分子和老百姓同样认为杨业死得太冤，苏辙就曾写道“一败可怜非战罪”。而百姓对杨业的尊崇，则催生了一大批以杨业，以及其子杨延昭、其孙杨文广等杨门人物为主人公的评话，例如南宋评话已经有《杨令公》和《五郎为僧》。除杨业外，折氏在口耳相传中被演义为佘太君。而潘美则被演义为潘仁美，彻底成了奸臣的模样。
那么，现实中杨业战死与潘美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后世对此始终有所争论，一派认为潘美很早就开始嫉妒杨业，在岐沟关惨败后，有意借辽军之手除掉杨业。但也有人认为潘美至多是没有阻止王侁和刘文裕而已。单纯从军事角度分析，杨业提出的“围魏救赵”计划有些过于理想，而且没有解决如何尽快与机动力占绝对优势的辽军脱离接触的问题。在潘美看来，杨业本身是骑兵将领，这点从此前雁门关之战就可以看出，他所部骑兵机动性极强，在混乱中容易撤退。而宋军主力以步兵为主，如果被辽军缠上，很难逃出重围。因此潘美命令杨业直接向寰州进攻，明显是准备牺牲杨业换得宋军主力撤离战场。如果再考虑杨业北汉降将的身份，以及太宗与潘美等太祖旧将的私人恩怨，潘美做出这样的决断虽然无情，但也不难理解。而宋太宗事后的处置，也是在综合考虑了各方利益之后做出的决断。
杨家将门
杨业和折氏，都出自河北地方豪族，这些大族自有武装，对周边政权采取朝秦暮楚的态度。杨业本身从小善于骑射，所指挥的部队也以骑兵为主，这在宋军中属于异类。杨业死后被封为崇仪副使的六子杨延昭同样是活跃在河北边境地区。宋真宗称赞其“治兵护塞，有父风，深可嘉也”。杨延昭的第三子杨文广曾在范仲淹和狄青麾下为将，宋英宗认为“文广，名将后，且有功”，最后他当到了步军都虞侯，成为三衙的将官。杨文广娶了当地豪族鲜卑族慕容氏为妻，这就是“杨家将”传说中穆桂英的原型，只是民间将慕容讹传成“穆”姓而已。
《绣像杨家将全传》 熊大木著 清光绪十八年 上海脩文堂石印本
应该说，杨家三代，从杨业事刘崇到杨文广去世，经历了河北割据和宋朝从太宗到神宗5位皇帝，前后近130年。杨家作为地方豪族，能够审时度势，在宋军中建立一番功业颇为不易。尤其是他们作为宋军中的非嫡系部队，又有战功，极容易为世代高门所嫉妒。但是对整个宋军而言，杨家这样善于使用骑兵，甚至能够做到以骑制骑的部队，正是宋军最缺乏的短板。
正是在杨业战死的太宗二次北伐中，后来困扰宋军将领的阵图开始出现。皇帝不上战场，而是在千里之外的庙堂上凭想象来指挥战斗，是很难做出正确决策的。而且，随着杨业等名将凋零，宋太宗乃至整个宋军彻底丧失了在野战中与辽军对抗的勇气，片面追求依靠城池甚至地理环境来克制辽军骑兵的发挥。在伐辽失败后，太宗在位期间，宋辽之间又发生了君子馆、土蹬寨、唐河、徐河、子河叉和雄州之战。虽然宋军取得了其中几次防御战的胜利，但整体的劣势已经不可逆转。宋太宗要为这一局面负主要责任。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太宗终于下诏，承担伐辽失败的责任。
在改变战略，将积极进攻改为消极防御后，太宗将大量兵力放在河北平原，依托天险和筑垒组织防御。雄州以东，多河流沼泽，辽军无法展开。而定州方向上大多是平原，太宗在此地植树，并开始根据翰林院天文官孙士龙的设计，设置形如陷马坑的方田，引水入田后，“限其戎马而大利我之步兵”，加上有意识地在河流间修筑运河。这些工程规模浩大，至仁宗年间才基本完成，大量人工修筑的水田、水塘、运河与天然水道和沼泽结合，各种水域中滋生的蚊虫病菌，也让北方的游牧民族防不胜防。这样一来，原来的平原变为骑兵难以驰骋的陷阱。
当然，从战略角度，如果太宗在北伐中能够做到步步为营，逐步蚕食，那么燕云方向中辽宋兵力对比可能会向有利于宋军的角度发展。在杨业等老于边事的将领训练和指挥下，北宋边军完全有可能拥有在野战中力克契丹骑兵的能力，这才是击败北方游牧骑兵最有效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