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深度介入大飞机研发设计环节
人们常说，第一代试飞员是勇气型的，第二代试飞员是技术型的，到了邓友明他们第三代试飞员，则是专家型的——是设计研制的参与者，是“试飞工程师”。
而大运项目总师唐长红则直接说：试飞员就是设计员之一。
试飞人员如此深度地介入设计环节，在我国运输机研发中尚属首例。
“我们把试飞员、试飞工程师及其他设计工程师汇聚到一起，办公、生活完全一体。”空军试飞局特级飞行员张景亭回忆，大家朝夕相处，团队间的沟通可以做到“零距离”，问题解决不过夜，甚至“不过小时”。
不仅如此，高效的沟通也使得试飞员早在设计环节就可深入参与意见。
“地面模拟台做得‘像不像’?座舱布局是否合适?控制板、显示器是否合理?”张景亭说，“设计团队都充分吸纳了试飞员的意见。”
科研团队开门纳谏的胸怀更让张景亭感动，“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时，科研人员不是解释、分辩，而是当场记录、认真思考，拿出改进意见，再与我们反复探讨。”
他认为，运-20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年间从无到有，攻克无数难关，这种“大协作”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关窍。
首创试飞动作提振首飞信心
大量地面准备和充分论证之后，试飞小组已对运-20的科研首飞充满了信心。
“首飞前，我们仅地面滑行就做了数十次。”张景亭说。
经过滑行，检查了飞机在动态情况下各系统的工作情况，对机组间的协同配合程序也进行了检验和完善。
“特别是首飞前，我们做了一个开创性的试飞动作：飘飞。”张景亭说，他们称之为“小首飞”。
在邓友明的记忆里，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他带领机组不断加大油门，长长的跑道上，飞机滑行的速度越来越快。
机组继续加大油门，巨大的轮胎就此轻轻离地，飞机在1米左右高度平飘出数百米，又稳稳落地。
这是一个创造性的、革命性的动作，为接下来的首飞打下坚实基础，也给领导决策提供了坚实依据。
“现场主管领导非常振奋，当即决定：提前首飞。”张景亭说，这也是其它型号没有过的。
2013年1月26日14时许，大运成功首飞……
如今，运-20的试飞工作已走完一个阶段，而回看来路，试飞员们仍感慨不已。
“作为一名试飞员，能参与这一国之重器的试飞任务，是无比珍贵的经历。”邓友明说，“完成大运试飞，是试飞员的荣誉。而更大的荣誉，属于整个研制团队，属于全体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