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3月因工作之需我调到丁字号(大监区)工作，丁字号有120名犯人，他们大多是历史反革命。监管员是吴生福与我，1955年4月领导上调我去执行看管潘汉年的任务，直至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迁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监区工作。204监区除潘汉年外，还有饶漱石、胡风、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级干部，负责他们的生活、疾病治疗等。1967年8月7日谢富治在公安部礼堂开大会时讲“砸烂公检法”以后，同年11月7日秦城实行军管，“无产阶级司令部”一声令下，在一两天内秦城的全体职工(仅临时留几名炊事员、电话员)调用三十多辆卡车将他们送到复兴门外木樨地政法干校去办学习班。1969年我全家下放黑龙江地处北大荒的“五七干校”。秦城军管几年后，在周恩来总理过问战犯改造工作后，才采取了“原管教干部应调一些回来工作”(见群众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第366页)的措施。
于是1972年11月我从“五七干校”调回秦城在201监区工作。不久，毛主席在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反映秦城虐待在押人员等问题的来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见《建国以来公安工作大事要览》一书，第346页)批示下达后，1973年间先谢富治病亡，后代部长、部长李震自缢。接着华国锋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和赵苍璧任公安部长期间，先后对秦城进行了整顿，1974年间军管人员和一批转业人员陆续调离。经过机构调整，充实干部，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秦城的管理才逐渐走上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