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批评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世界上最恶劣的制度”，并颁布法令宣布，除重伤病军人外，废止对旧军人或遗属的恩给制度，这导致日本不少旧军人以及战死军人的遗属因经济来源断绝而陷入生活贫困。1947年11月，日本遗族厚生联盟(现“日本遗族会”前身)成立，开始向政府要求国家赔偿。1953年，日本总务省制定发放抚恤金的《援护法》，恩给制度死灰复燃，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仍在世的老兵，日本政府给予每人每月12万日元(1万日元现约合660元人民币)的“退役抚恤金”，每人每月5万日元的“战争补贴”，每人每月3万日元的“恩给”，加起来共约20万日元。此外，日本厚生省每年会向在世老兵支付“厚生年金”，分两次发放，共计35万日元。战后71年来，日本政府还5次以“特别慰问阵亡者家属”的名义，向战死者家属支付特别抚恤金。其中最大的一次是1995年，向将近310万个战死者家庭分别支付高额日元抚恤金，总计达到5238亿日元。
三百个老兵团体仍在滋事
在日本政府的强力保障下，老兵们虽生活无忧，但内心的战争烙印根本无法抹去，有人开始忏悔和谢罪。其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原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二十联兵队上等兵东史郎。东史郎七次向中国民众谢罪，不顾年岁已高到南京、北京、沈阳、上海等地作证，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并留下反省历史的《东史郎日记》。 让人遗憾的是，东史郎的行为并未得到日本主流社会的认可，甚至有日本媒体辱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在日本右翼势力的鼓动下，还有日记中涉及的人物对东史郎提出诉讼。
《环球时报》记者参加过东史郎败诉时举行的记者会见，只见他拿出一份又一份资料，然后愤怒地说，“关于这次审判，问题并不在于原告桥本光治是否杀死一名中国人，他们是想利用这个事件向人们宣称没有发生过南京大屠杀”“法院根本不想看到真实的南京大屠杀事实，也根本没有人想要看到历史，法院的判决是要恐吓为维护历史事实而奋斗的正义人士”。2006年1月3日，想告诉日本人战争真相的东史郎病逝于京都府医院，享年93岁。
在日本学者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中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日本1945年8月投降时，日本本土有436万名军人，海外有353万人，合计789万人。但在这么庞大的老兵群体中，像东史郎这样在战后站出来揭露战争真相的人屈指可数。对于过去的战争，绝大多数日本老兵选择了沉默!
二战后，在1亿多人的日本社会，近800万老兵有的无声无息，有的蠢蠢欲动。随着1953年日本政府恢复被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禁止的“军人恩给”制度，各种老兵团体先后冒了出来。据《朝日新闻》近日报道，2005年日本还有3625个老兵团体，但目前只有约300个还在开展活动，主要原因是老兵年事已高，在世者日减。
据了解，八成以上的日本老兵团体以曾在同一部队或军舰服役为由头组建。如“南想会”，就是由当年“南进”到东南亚地区的日本陆军装甲车第45大队原队员组成。此外，由军校同学组成的老兵团体占到一成左右。还有以某场共同参加的战役、某个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基础成立的老兵团体，如以所罗门群岛战役为纽带的“全国所罗门会”。
绝大多数老兵团体组织活动，一般奉行“只谈现在不讲过去”的原则，尽最大可能避免过去的战争话题。在日本甲级战犯未移入靖国神社后，很多老兵团体仍去参拜。如1955年成立的“日本战友联盟”，以“反共卫国”为宗旨，由发动侵华战争的植田谦吉、冈村宁次等人担任负责人。该组织最多时有30万人，大力推动日本“军备再建”，信条为“让国民广泛理解日本安保问题”“始终站在祭奠英灵的最前端”“尊敬皇室并代代相传”“让国际社会理解日本的立场”。每年参拜靖国神社，祭奠所谓的“英灵”，是该组织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日本战友联盟”还定期举办“靖国神社升殿参拜恳谈会”、安保论坛及修改教科书研讨会等，是日本右翼组织的“老前辈”。包括日本《正论》在内的一些右翼杂志，则成为他们“曝光”的平台。
为扩大影响力，日本绝大多数老兵团体从成立开始就拉老兵家属特别是其年轻子女参加。近年来，出生于战后的日本年轻人价值观已发生很大转变，他们更在乎自己的生活，不太关心历史。但这种漠视同样可怕，曾经的那场战争，在他们的印象中更多只是“发生过那么一件事”。由于高龄化和后继无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老兵团体相继解散或“活动中止”。2005年，日本“战友会”研究会的调查显示，曾经加入战友联盟的各地战友会，依然存在的不到3成。但正如《环球时报》记者今年“8·15”在靖国神社所见，总有日本老兵穿着旧军服来参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