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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7日新华社播发的“永远的丰碑”中，以“智勇兼备战功卓著”为题来称颂李达，指出“李达智勇兼备，战功卓著，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江泽民同志对李达评价很高，称赞他是“多智善谋，功勋卓著”。在革命战争年代，李达是红二方面军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中原野战军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在建国以后，李达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我军高级将领，对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事业也有积极的贡献。
西南剿匪斗争中的李达
1949年5月顺利渡江后，为胜利进军大西南，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为第一、二、三书记，李达为西南局委员之一。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赓、周士第、李达为副司令员，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为副政委。1950年10月，刘伯承主动请缨，到南京就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离开后，贺龙开始主抓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的工作。邓小平主要工作在西南局，陈赓工作主要是云南军区，周士第于1950年10月调任防空军司令员。李达主持了西南军区的日常工作。
西南解放之初，土匪的猖獗在全国是最严重的。就在1950年2月6日西南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重庆召开之际，近千名土匪在成都袭击了我外出执行任务的解放军指战员，其中我十八兵团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篱被杀害。我警卫班全部牺牲，朱向篱头部和腰部中弹负伤后，被土匪抓去，用开水煮烫后抛尸于茅坑。
贺龙闻讯震怒了，在会议结束后要马上赶回成都处理土匪暴乱一事。李达出于贺龙的安全考虑，说：“贺老总，为了保证你们的安全，我给你们派一个加强连护送。”贺龙不以为然，认为一个班足够了。但李达态度很坚决：“一个加强连，一个也不能少。你是西南军区的司令员，出了问题，我可负不了这个‘政治责任’啊！”
贺龙见李达如此坚决，只好同意了。贺龙出发前，李达专门交代军区警卫营的营长要带上轻机枪，随时监视土匪的动向。事实证明，李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贺龙他们快到资阳时，一伙埋伏于此的土匪进行伏击。久经沙场的贺龙很镇静，指挥警卫连用轻机枪还击。这伙土匪本来是准备截粮的，看没有粮食，解放军还有几挺机枪，知道是遇到了正规军，就慌忙逃跑了。这次遇险，若不是李达的坚持，后果将不堪设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西南的工作千头万绪，百业待兴，但各地不断发生的土匪暴乱，却阻碍了各项工作的开展。长江和嘉陵江的运粮船只多次被劫，造成重庆、成都两大城市粮食供应紧张，粮价飞涨。1950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发布了《关于开展一元化剿匪的指示》，决定从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保各级都要组织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和西南军区的指示和布告发出后，各地的剿匪委员会相继建立起来，最大限度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到剿匪斗争中。至1950年8月，西南全区剿匪部队已歼匪四十多万名，腹心地区及交通线两侧的大股土匪已肃清，社会秩序安定，工农业生产已全部恢复，城乡交流日益活跃。
1951年1月6日，邓小平、贺龙、张际春、李达联名将《西南军区1950年剿匪情况总结》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1月18日，毛泽东在《总结》上作出批示，致电邓小平、贺龙、张际春和李达：“路线正确，方法得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四万人而奋斗。”
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历时两年半，至1952年秋，已歼匪116万名，十人以上的股匪已全部消灭。在这场剿匪斗争中，李达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张际春等首长一起，认真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根据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及时果断作出决策，正确领导全区部队及时展开剿匪斗争，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建立“西南游击根据地”配合反攻的迷梦，使祖国的大西南和全国一道顺利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西南剿匪斗争中，李达救了著名的“骑马打双枪”女匪首陈大嫂一名，在贵州传为美谈。陈大嫂生于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名叫程莲珍（因其夫姓陈而被人成为陈大嫂），是布依族人，美艳绝伦，被人称为贵州第一美人，解放初期沦为土匪。在贵州，提起女匪首陈大嫂，无人不晓。1953年2月24日，程莲珍在贵州龙里县被抓获，被送往贵州省军区关押。对她该如何处理，省军区内部意见不统一。一种意见主张杀，一种是不主张杀。当时，凡是欠有血债，又拒不投降的中队长以上的匪首，一律杀。但省军区首长并没有简单地作结论，考虑到陈大嫂的问题影响面广，便将有关情况写成一份详细的报告，附上不同的处理意见，上报西南军区。报告转到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手里。时逢李达就要启程赴朝鲜慰问，他指示把这事暂且搁置一下，待他回来后处理。
1953年3月下旬，李达率团慰问志愿军后由朝鲜回国。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李达先谈了川、康、云各省的情况。当汇报到贵州省时，李达专门谈及了程莲珍的问题。毛泽东听后幽默地说：“三国时候，诸葛亮对孟获敢于七擒七纵，让他心服口服。我们共产党抓住了一个陈大嫂，怎么就没有七擒七纵的胆略和气魄了呢？我主张放掉，不能一擒就杀！”李达回到西南军区后，将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进行传达。西南军区首长决定由参谋长李达前往贵州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做好下面的思想工作。1953年5月，李达从重庆赶赴贵阳。临行前，邓小平交代说：“一定要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妥善安置好陈大嫂。” 1953年6月5日，在贵州惠水县城关镇召开了数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法院院长宣判，当场释放了程莲珍。程莲珍由此被称为“女孟获”。就这样，程莲珍获得了新生的机遇。程莲珍获释后，利用熟悉地形和方言的优势，到惠水、长顺一带参与肃清残匪，开展劝降活动。尔后，党和政府把她安排在贵州惠水县生活。1960年7月，程莲珍当选为惠水县政协第一届委员，后历任二、三、五、六届委员，1998年10月21日病逝。
李达与西南地区的交通事业
在担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期间，李达还主持修建成渝铁路和康藏公路，这是李达一项不为人所知的重要工作。修建成渝铁路，是四川和西南人民近半个世纪的愿望。成渝铁路是我国第一条完全自主修建的铁路。在建筑过程中，李达担负起繁重的组织工作，多次主持会议，解决筑路中的困难。
1950年3月，西南铁路局成立于重庆嘉陵新村。4月，第一批工程人员分赴工地沿线，按铁道部的部颁标准重新对成渝铁路进行勘测。1950年5月的一天，邓小平在驻地召开会议。在对修筑成渝铁路的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后，望着在座的李达、蔡树藩、孙志远、赵健民等同志，邓小平兴奋地说：“人民解放军要由战斗队转化为工作队，修成渝铁路我们军队要打头阵。沿线还有小股土匪，军队一边修路，一边剿匪！”
1950年6月15日，成渝铁路开工典礼在西南军区大操场举行了。1950年7月10日，西南铁路工程委员会成立，刘伯承、邓小平决定由西南军区副司令员李达担任主任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和西南铁路局局长赵健民担任副主任委员。为修筑成渝铁路，西南军区从各部队中抽调了三万多人，组成五个修建成渝铁路的军工筑路队。1950年8月1日，成渝铁路于由重庆101厂开始铺轨，1951年6月13日到达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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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日夜紧张施工，全长503公里的成渝铁路，于1952年7月1日正式通车了。在1952年7月1日的通车典礼上，李达陪同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剪彩。
在1950年10月西藏和平解放后，紧接着就是要修一条通往西藏的公路。有了公路才能把西藏与祖国内地紧密联系起来，推动西藏人民迅速摆脱贫困落后，迈向一个新时代。在向西藏进军时，毛泽东告诉贺龙、邓小平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毛泽东还题词说：“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修筑康藏公路，成为一项迫在眉睫的任务。然而，要在连飞鸟都难以到达的世界屋脊上修一条公路，谈何容易。在世界筑路史上，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深谷间修筑的公路，可谓凤毛麟角。
1951年夏，在重庆召开的筑路会议上，贺龙动情地说：“修筑康藏公路，难度之大，不仅在我国筑路史上，而且在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我们解放西藏，就要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而要建设，没有公路是很难想象的。所以，这条康藏公路不但坚决要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
根据党中央关于修路的指示，邓小平和贺龙将组织领导修筑康藏公路的任务交给李达。李达代表西南军区具体领导康藏公路工程建设，十八军后方司令员陈明义任康藏公路修建司令部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长穰明德任政治委员。李达除了负责筹备工作，还亲临筑路一线了解情况，解决困难。贺龙还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筑路工人，视察建路情况，但是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他患有高血压等病，不准他到高原地区活动，因此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贺龙感到十分遗憾，只得派李达代表他到筑路部队去看望。对于筑路战士们的身体状况，李达尤为关心。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竣工，它对于西藏的发展和边防的巩固，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康藏公路的竣工震惊中外，被誉为是发生在世界屋脊上和人类公路史上的奇迹。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以平均每公里牺牲一至二人的巨大代价和惊天地、泣鬼神的坚强意志，用双手劈开了横断山脉，打通了世界屋脊，将公路从原西康省的省会雅安修筑到了拉萨。随着1955年西康省的撤销，康藏公路更名为川藏公路。
李达是个顾全大局的人。在淮海战役中，二野成立了特种兵纵队，李达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解放后，特纵分编为炮兵纵队和工兵纵队。在西南，工兵纵队参加了康藏公里的建设。1952年，中央军委调工兵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谭善和参加抗美援朝，担任志愿军工兵指挥部司令员。临行前，李达与谭善和进行了一次深谈。李达对谭善和说：“以前公安部也曾商调过你，我认为西南更需要你，就没有放。但这次不同了，西南再需要，也得服从抗美援朝的大局。”
李达的军衔：“芝麻酱、黄酱”
1953年4月18日，中央军委决定，由李达接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的职务。美国的情报机构很快探听到这一消息，美国的电台报道称，中共抗日战争时期的游击专家李达将军被派到朝鲜。5月上旬，李达到志愿军总部报到。
志愿军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文，邓华都是请李达起草，再经志愿军领导讨论后签发。在朝鲜期间，李达完成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邓华代司令员组织指挥了取得重大胜利的夏季反击战役，迫使美方最高司令官克拉克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志愿军代司令员邓华对比自己大五岁的老资格的参谋长李达很尊重，称他为志愿军的诸葛亮。遇到开会，邓华在入场时总对李达说：“诸葛先生请。”邓华处处尊重李达，并尊称他为“您老人家”。一次，邓华招呼大家吃饭时对李达说：“您老人家，吃饭啰！”邓华对李达的尊重，令在场的年轻参谋人员感动不已。
1954年10月1日，李达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9月的共和国首次授衔中，李达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在正式授军衔之前时，夫人张乃一曾问过李达：“你能授个什么衔？”李达想了想，回答说：“也可能中将，也可能少将，我为党为人民做的贡献太少了。”在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李达却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从未向家人提起自己的军衔，孩子们也都不知道爸爸究竟是什么军衔。女儿李彤妍所在学校里的军队干部子弟不少，常听同学们议论谁的父亲是中将，谁的父亲是少将，她也想知道父亲的军衔。
一天，李彤妍问父亲：“爸爸，你是什么将？”李达怔了一下，随即笑着回答说：“小孩子打听这干什么？……我是什么将？芝麻酱、黄酱！”
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蒙冤
195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成立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统管全军的军事训练。第二年4月间，以总参军训、军校管理部、军事出版局为基础的训练总监部正式成立，刘伯承兼任部长。因为刘伯承在南京军事学院任职而无法到任，叶剑英任代理部长主持工作。训总下设六个部，部长都是由训总的副部长兼任。李达任计划和监察部部长；肖克任战斗训练部部长；张宗逊任学校管理部部长；彭绍辉任科学条令部部长；周士第任外军训练部部长；郭天民任军事出版部部长。一个部门任用这么多高级将领，足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事训练工作的重视程度。
作为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训总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李达负责指定全军的训练计划，确定从军到排一级主官的训练责任。训练总监部包括李达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成绩是显著的，对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和现代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