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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高宗武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
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为短时间可灭亡中国?
以上几条，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轻视中国了。长期以来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准确的说，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出现类似描述：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当然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者阶层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50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就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訢告之：“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造不出来。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年代更为巨大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
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年“1·28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短时间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
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是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