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形：某一战役虽然规模与烈度比较有限，却能对战略全局产生根本性影响，导致敌对双方的战略态势和战略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央红军长征过程中发生的土城战役就是这种情形。尽管时隔大半个世纪，往事已然如烟，但从战略背景、战场态势、战役经过、战略后果等层次对尘封已久的土城战役进行新的探讨，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一、战略背景：中央红军决心渡江入川
土城战役发生于1935年1月24-29日，历时仅5天。战役揭幕前一周，遵义会议刚刚落幕，党中央在遵义刚刚为中央红军确立了新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在此之前，中央红军已在赣、粤、湘、桂、黔数省间长途转战三个多月，几度调整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1934年10月离开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之时，党中央为中央红军确定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是沿“肖克小道”，转战湘西，会合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共创湘鄂川黔根据地。
同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过湘江时撞上了蒋介石布下的所谓“天炉阵”，遭遇国民党湘粤桂各军及其“中央军”薛岳部共25个师约40万大军围追堵截。12月1日，中央红军虽然渡过湘江，却折损过半，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不足4万人。由此，中央不得不考虑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
1934年12月18日和次年1月1日，中央在长征途中，相继召开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会议决定放弃此前转战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原案，改为进军贵州，争取在川、黔边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新根据地。正是根据这一决议，中央红军过湘江后，先沿湘黔桂边境进军，然后突然折而向西北，强渡乌江，直插遵义。
1934年1月15日，鉴于战略形势变化，中央举行遵义会议，决定再度调整中央红军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在遵义会议上，熟悉四川情况的刘伯承、聂荣臻等人提出：贵州人烟稀少、物产困难、少数民族多，且“毫无工作基础”;而四川一则有红四方面军接应，二则人烟稠密、“是西南首富”;三则交通不便、当地军阀有排外思想、蒋军难以向四川调兵;四则四川人民痛恨军阀横暴、有革命基础。有鉴于此，他们力主放弃原定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方针，改为“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刘伯承、聂荣臻等人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等多数人赞同。遵义会议为中央红军确立的新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进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争取四川赤化”。
中央红军要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就必须由川、黔边强渡长江入川。土城战役恰恰关系到中央红军能否成功渡江入川，因而战役胜败就具有了事关全局的战略意义。
二、战场态势：战胜川敌是关键
根据当时情势，中央红军要实现刘伯承、聂荣臻提议并得到遵义会议认可的新的战略方针和行动路线，就必须迅速占领并控制西起宜宾、东至合江之间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等3个渡江点，并控制临近渡江点的土城、赤水城等地域，建立一个稳固、有一定纵深的渡江桥头堡，保障渡江安全。亦即是说，要渡江及控制长江南岸的蓝田坝、大渡口、江安等渡江点，首先要占领并控制长江支流赤水河沿岸的土城和赤水城。
遵义会议散会时，中央红军主力分别集结于松坎、桐梓、遵义三地，距土城、赤水城各约一两天行程。1月19日，中央红军主力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及中央纵队3万余人分途由集结地北向土城、赤水城地域进发。1月24日，林彪指挥的红一军团击溃黔敌王家烈部教导师，攻占土城，26日又继续北进，占领赤水城郊的旺隆场、复兴场等要地，并对占领赤水城的川军两个旅发起攻击。与此同时，罗炳辉红九军团和董振堂红五军团分别攻占西距赤水城半日行程的习水城以及习水与土城之间的三元场，掩护红一军团右侧翼安全;彭德怀红三军团则进占土城东南的回龙场、临江场、周家场等地。红军四个军团互为犄角，阵型厚重，三面威逼土城。不仅如此，为保障中央红军渡江入川，中央还分别致电川北徐向前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和湘鄂川黔地区贺龙指挥的红二、红六军团，令其分别向川南和湘黔边出击，牵制敌军，策应中央红军北渡长江。
此时围攻中央红军的敌军名义上有17个师又13个旅约40万人，超过红军人数10倍。但战场态势却不利于敌军。敌军各部中，蒋系中央军薛岳部8个师远在贵阳、息峰等地，且已十分疲劳，一时不能参战;滇军3个旅尚在滇黔边境、桂军两个师远在独山一带，亦短时间难以参战;湘军4个师屯集于湘黔川边境地带，企图阻遏贺龙红二、红六军团西进，亦远离战场;黔敌虽有3个师临近战场，一则新受红军打击，二则对阻红军北渡长江不甚积极，因而不是强敌。真正对中央红军渡江构成威胁的是驻屯川南的川军潘文华部10多个旅约5万人，其中尤以郭勋祺部为劲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