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今天北京从一大早起就云遮雾障，阴沉沉地像要下雨。天气不大好，天安门广场的游人比平日少了许多。
上午将近10点，一辆辆轿车陆续驶进人民大会堂西门院落。从车上下来的人腋下夹着公文包，步履匆匆地进了河北厅。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负责人，共70多人。人们看到会场上有几张引人注目的新面孔：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这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几位大员，因而被“扩大”进来了。
自从“文化大革命”成了史无前例、震动世界的大运动以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知名度大增，成为中外历史学者和中共党史专家关注的一个热点，从中分析研究出了这样那样的观点。但在当时，与会者一直到散会，仍对会议通过的文件、决定一知半解，不甚了了，真可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了。
刘少奇是这次会议的主持者，同样对议程完全缺乏思想准备。
他和陈毅是4月19日从缅甸仰光飞回昆明的。他们本来打算顺便对云南这个边陲省份作些考察，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也已经作了安排，这时却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去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这部杭州派来的专列本是毛泽东乘坐的，因为事情来得急，刘少奇的专列一时调不过来，就只好先临时用一下了。
刘少奇到了杭州刚住下，周恩来便急匆匆赶来，向他介绍情况。刘少奇这才逐渐知道，就在他出访的这段时间里，国内发生了一连串料想不到的事情：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是错误的;指责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说“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他还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
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其中说：“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议决定成立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用林彪的说法，是“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在此期间，“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在毛泽东主持下，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中除点名批判彭真外，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也就摇身一变成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任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任副组长，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
这样，等到刘少奇出访回国，摆在他面前的既成事实是：彭真、陆定一已被打倒，《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已经定稿，中央文革小组已经成立。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田家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吴晗等一批人挨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迅速得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