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社教运动中的一些提法和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指责“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还谈到党内有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党内高层领导中发生的这些思想分歧，影响是深远的。最严重的是使毛主席产生了对少奇同志的不信任，从而埋下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种子。”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对社教运动的看法出现了严重分歧。
12月15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说：“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刘少奇提出的问题并不很热心，且隐隐约约表现出对刘少奇有看法。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情绪，在此之前也有所流露。
1964年11月底，一次听取工作汇报时，毛泽东对刘少奇说：还是少奇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对于毛泽东突然提出这个问题，刘少奇并无准备，只得说：我搞不来这么多，“四清”我管，“五反”(谢)富治、彭真多管，经济工作由小平、总理管。毛泽东说：还是你挂帅，小平做秘书长。他们这些人很忙，否则哪个也统不起来。
毛泽东说刘少奇“厉害”，也是事出有因。毛泽东曾一再要求干部下去蹲点，可有些干部就是不下去，他也似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而刘少奇负责“四清”一线工作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对一些干部进行严厉批评。刘少奇还不止一次地讲，不下去蹲点的干部，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不能当部长、当司局长，也不能当中央委员。他还对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讲过同样的话。这样一来，不长的时间，就有180多位正副部长、1000多名司局长离开机关下去蹲点了。刘少奇还讲过，现在搞社教运动，过去搞调查研究的办法不行，得学会扎根串联。这样的话传到毛泽东的耳朵，也就难免产生某种不快了。
12月16日之后，会议是上午小组讨论，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两年多的社教运动的结果，不但未能解决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反而发现形势越来越严峻。在会上的发言中，中南局的陶铸提出，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三分之一打不住。西北局的刘澜涛说，县以上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在50%以上，基本形式是滥用职权，包庇坏人，反革命，自己可能是反革命。华北局的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四清”、“五反”如此。山西8个重点县县委，已烂掉3个，常委72人有问题的38人。浙江省第一书记江华则在给中共中央的一个报告中说，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其比例已不止三分之一。
12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会议开始时，毛泽东要刘少奇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就要刘少奇先讲话。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