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6
毛泽东拿陈伯达开刀。林彪一伙从此一蹶不振，陈伯达更是一个跟头从庐山顶栽到了山脚下。
有高峰就有低谷。狐狸的尾巴终究是要露出来的。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真正看到了陈伯达的“尾巴”，并牢牢抓住不放。
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修改《宪法》，就是是否要设立国家主席。《宪法》起草小组的陈伯达，又一次和林彪合作干大事了。他积极支持林彪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论”观点，这套“天才”理论又是陈伯达的杰作，从而彻底暴露了他和林彪的不正当关系。此时，毛泽东异常的清醒!毛泽东说：“陈伯达带的头，一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二是‘天才论’，鼓动一些人、蒙骗一些人起哄，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这时已认识到，陈伯达是个居心不良的可疑分子，是混入党内的反党分子。毛泽东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从陈伯达30多年在重大问题上不合作说起，揭穿陈伯达搞的“天才论”的语录几乎没有几条是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的话起了关键作用。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受到应有的严厉批判。
会议结束后，中央宣布了对陈伯达的审查。1971年，中央提出了陈伯达问题的实质，认为，“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吴、叶、李、邱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由于受历史的局限，中央只针对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追随林彪、叶群抛出“天才论”，为设国家主席之争所犯的错误，而没有对陈伯达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进行起诉。他暂时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陈伯达最后求见毛泽东。叶群、江青同声大呼：“我们上了老夫子的当”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种少数人无法无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中国要恢复法律的尊严。古人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如果把陈伯达只列入党内审查，很多高级干部不同意，许多群众也不能答应。
1980年冬季，一个姗姗来迟的被告走上法庭，他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最后一个出场的。出场的前一天，他问监管员：“明天是不是该审我了?”“你怎么知道的?”监管员知道通知他的时候还未到，有些惊异地望着他。“是我计算的，前面四个我估计已审完了，该轮到我了。”这一天是1980年11月27日。问话的是头脑仍然很清醒的陈伯达。
众所周知，起诉书中没有按1971年12月11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等材料去认定陈伯达的罪行，包括1971年批发中央专案组《关于国民党###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是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和“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在组织进行“两案”审判准备工作的一条根本原则，属于党内路线错误的问题，列入党内审查的范畴，不作犯罪事实起诉。
在起草起诉书中，经中共中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两案”领导小组决定，对陈伯达在庐山的一系列活动不提出起诉，实事求是地遵照法律原则，只追究陈伯达触及法律的事实。
经侦查，认定前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主犯。
起诉书送到后，陈伯达监号里传出哭泣声。
冬日里的寒风卷着一个老头儿的哭声在狱中空旷的空间里翻滚，很可悲。
11月1日，陈伯达找工作人员谈话，说：
“我的精神、肉体都是属于党的，党对我怎么处理都行。”
他陈述了对起诉书中一系列细节上的辩解，然后说：
“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运动开始哪有不犯错误的?党内处理可以体谅，现在罪大恶极，怎么处理都行，但不是救人的办法。”
最后，他又目光飘忽地说：
“如果毛主席还在，说一句话就好了。我不轻易流泪，今天我哭了，现在没有办法了。”
最后这句话道出了陈伯达的心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