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8年第21期，作者：张家康，原题：《毛泽东本想三年结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九六六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曾设想以较短的时间结束“文化大革命”，然而，动荡不定的局势，远远出乎他的意料。他一次次地修订时间表，但是于事无补，以致这场历史性的灾难，竟然绵延十年之久。
两个五个月
1966年8月8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勾勒出一个时间表，他说，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大概是在明年一个适当的时候再开。现在要准备。”他设想：“文化大革命”进行得顺利，到“明年的一个适当的时候”，便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再顺理成章地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他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
他发动群众最直接的办法，便是支持刚刚兴起的红卫兵运动。8月18日，来自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百万青年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并且佩戴“红卫兵”袖章。望着浩浩荡荡的群众游行队伍，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红卫兵开始冲出校园，走上街头，声势浩大地开展所谓“破四旧”活动，整个社会形势混乱不堪，党内外人士对此很不理解。可是，毛泽东却坚持认为，这正是他所设想的群众性的大风暴，放任这种风暴发展，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推向全国。为此，他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绝对不许动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
这样，红卫兵运动有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停课闹“革命”，进行全国性的大串连，冲击党政机关，揪斗各地党政干部，一些领导干部被迫回避，甚至隐藏起来。毛泽东知道后很不满意，认为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地面对群众，哪有马克思主义者害怕群众的道理?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正因为如此，“文化大革命”不能草草收场。8月28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说：“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他宁可牺牲一切，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于是偌大的中国就像一锅烧滚的粥，沸反盈天，至矣尽矣。党内很多高级干部怎么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非得要乱了自己的阵脚。他们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不敢公开提出异议，只能采取较为婉转、隐蔽的手法，抵制“文化大革命”。
10月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针对党内普遍存在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批评说：“这个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他认为，尽管中央发了通知，报刊发了文章，还是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可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的意义在于“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步骤时，他说：“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
从1967年1月起，“文化大革命”开始进入全面“夺权”阶段，国内形势已是波谲云诡，每况愈下。为稳定局势，毛泽东派解放军到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3月13日，周恩来在军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时说：“主席说，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昨天，见了主席，主席又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开始着急了，他也不希望动乱的局面再持续下去。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三支两军”，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强制措施，以使运动纳入他所预期的轨道。他预计，到1967年5月，“文化大革命”可以看出一些眉目，理出一些头绪。但是，动乱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局势的发展便难以预料，各地派性武斗逐步升级，事态已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