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他生前当然是无比崇高。一曲《东方红》唱遍了全国城乡。林彪更给他上了“四个伟大”的尊号。“文革”十年中对他的崇拜已如宗教圣主。可是，他辞世刚四年，即已全党四千高层干部讨论后，通过了党的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尽管《决议》说：“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总是以党的决议形式，正式提出人犯有严重错误这一问题了。要知道，毛去世前有过“我生平做了两件大事”的遗言，就是担心有人翻“文革”之案。
我曾说过，这个《决议》是研究毛晚年错误的开始。近二十年来，国内外有关毛泽东研究已获得丰硕成果。比较地说，因未受监控，境外的出版物成果大'即数量少而质量高。如美国的施拉姆、史华兹、……诸位学者的著作，以及中国的高华、单少杰、王若水等人近作，还有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中有关毛的论述。境外有将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相提并论，称为20世纪三大独裁者，还有干脆名为“混世魔王”的。我认为历史学者应当做好并不是道德的谴责，而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进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关于毛的一生功罪，我说过三句话：
“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
还说过：
“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前者指革命，后者指执政。
这当然是很笼统的说法。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据老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说法，毛做前一件事，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做后一件事，三分成绩，七分错误。我可以补充一句中国古人忌讳之言：“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即以暴力夺得革命的胜利，仍以暴力(阶级斗争)执掌政权是决不可行的。暴力即有死人的问题，毛是决不怕死人的，死多少也无所谓。内战时期肃反，从打AB团起，自己杀自己人死了十万。不总结教训，延安继续搞“抢救运动”，总算提出“一个不杀”的方针。不怕打核大战，说中国死了几亿，还有几亿。“大跃进”饿死四千万人。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几千万人，被迫致死几百万人。叶剑英说过：
“‘文化大革命’死了两千万人，整了一亿人。”
这些数字难道不可怕吗?这些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弄清楚了吗?毛青年时代就信奉斗争哲学，留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名言，认为所行只对自己负责。从事革命后，他接受了中国农民革命传统中的痞子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到“文革”的“造反有理”，发动红卫兵运动)。不同的是，他追求“君师合一”，既当秦始皇，又做孔圣人。他的《沁园春》词道出其中的深意：“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1945年到重庆和谈时，这首诗风靡大后方，征服了许多人。他的文章、风度、谈吐，他的博古通今，无所畏惧，确实独具魅力，使人甘拜下风。战争年代，在“三座大山”压迫之下，他审时度势，基本做到了实事求是，《新民主主义论》是他的理论高峰。延安整风使他成为党的绝对权威。执掌全国政权之后，“三座大山”消失，更要以“毛泽东思想”来征服天下。1950年颁布的“五一节口号”，最后一个“毛主席万岁”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于是天下归心，君师合一，唯我独尊，一言九鼎。尤其是斯大林问题出来之后，更是无所顾忌，我行我素，更不容拂逆，而一意孤行了。与天地斗的“大跃进”，明知出了错误，但皇帝绝不能下“罪己诏”，还在会议上正式提出：“要一点个人崇拜的。”林彪迎奉投好：大讲“四个第一”，只读“老三篇”，身上挂像章，手摇小红书，“一句顶一万句”，高呼万岁、万万岁。
毛泽东非常相信统一意志在两军厮杀中的作用，没有服从就没有军队。他不熟悉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对民主的理解也只认为是一种手段，“要让人家说话”，不过是恩赐而已。他需要人人都听命于自己，都做驯服工具;可说并不懂得没有自由就没有创造，扼杀不同意见必导致思想停滞和僵化。他晚年爱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是对左右和掌权者说的，殊不知正好讽刺了自己;过去受三座大山压迫时最聪明，一朝君临天下便愚蠢了。他觉得知识分子有点知识，有思考的习惯，难免遇事多嘴多舌，影响了号令施行。于是延安整风得以发展，从批胡适，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一直折腾到“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命。以至说道：“书读得越多越蠢”、“知识越多越反动”。于是，青年学生统统被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愚民政策得以风行。终于使得人不成其为人，历史倒退下去，经济到达崩溃边缘。还记得毛泽东当年说过：“大学还是要办的”，却明白宣称仅仅限于理工大学。其意即在坚船利炮的器物层面得抓紧，研究两弹一星的技术人员还是需要的，而不再要培养人文知识的文科大学了。
由此可见，不实行民主法治，权力不受制约，文采武功不亚于历代雄主明君的毛泽东，让其一意孤行，可以荒唐到何种程度?所以我信服西方这相同意义的词语：个人崇拜即邪教也。
我早在文章中说过：毛泽东的阴影还笼罩着我们。这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弯路，除了毛本人的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的原因。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之后，毛说过：如果在英美这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英美民主政治的国家，任何人不能违宪，政治家都必须遵从选民的意志，也没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当然不可能发生斯大林式的独裁暴政。毛对此是有所认识的。可是他摆脱不了“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双重权威，尤认为“列宁、斯大林两把刀子不能丢”;也就是摆脱不了一生的自我成见。他最后做到了十年“文革”，想以此达到他的理想(实为幻想)，这是中外古今任何一个专权执政者都做不到的。只有自许为“马加秦”的，即接受并发展了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且继续了中国自古专制的毛泽东才能做到。因此，毛泽东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一生，关系历史太大，值得我们弄清楚全部事实，仔细加以研究。
邓小平曾是毛泽东的爱将。他比毛高明，坚决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当他作为纯理性思考时，也能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的同步改革，经济的改革开放也是难以成功的。
人类历史发展的遗憾太多了。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将历史及其有关人物的事实，尤其是长期不为人知的事实，一一清理出来，公之于世。从而使后代人彻底清醒过来，接受教训，以史为鉴，更理性地前进。我们要学习司马迁的春秋史笔，决不要再遮遮掩掩过日子。
2003年12月，美国哈佛大学开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请我参加，未能前去，特寄去上面这篇书面发言。祝世华同志历时15年，写出的这部120万字的《反思录》，是“从当代历次重大冤案中，探索真实的毛泽东”。这是极有意义的事情。毛泽东对当代中国的影响太大了，其人其事不一一彻底弄清楚，我们国家的事情是办不好的。祝世华同志让我为他这部大著写“序言”，上面的发言稿(注：题为《如何看待毛泽东》)，我觉得还是合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