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新民晚报》2013年4月14日第B7版
“文革”前我父亲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65年12月了，而且不在他的计划安排之中，是被突然叫去的。当时毛主席提出“备战备荒”，我父亲到广西、云南边境地区查看地形，还接到小平伯伯的一个电话，说他和李富春、李井泉正在昆明，让他赶到昆明见面，父亲说恐怕不行，还有几个地方没有看完，要到河口、老街看完后才能到昆明，到昆明后还约好和妈妈一起到西双版纳。不久听温玉成说上海要开会，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邓小平都要去，你怎么不知道?父亲因为其他事和杨勇通电话，杨在电话上说第二天他要同贺龙、肖劲光到上海开会，什么内容不清楚。第二天到了一个军分区，父亲亲自给彭真伯伯打电话，彭在北京值班，他应该知道。可彭也不知道，说可能是讨论作战问题，总理在电话上，说不是，是庐山会议性质的问题。父亲问是谁?彭说不知道，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会写信告诉他，他接到信后再告诉父亲。过了一两天彭伯伯来电话了，说上海会议分批开，我和你是第二批。马上总理电话也到了，要父亲11日赶到上海开会，父亲问什么事?总理说电话上不好说，来了就知道了。这样父亲9日赶到昆明(而在昆明等他的邓小平、李富春、李井泉已经飞往上海了)。10日在昆明停了一天，在昆明军区高级干部会上讲了话，11日和先前已经到昆明的妈妈一块坐飞机从昆明到了上海。
后来才知道，上海会议是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常委才7人，可参加会议的多达几十人，连不是中央委员的叶群都参加了。事先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常委中只有毛、林、周知道，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都是到了上海后才知道。军队中也是少数人才知道，其中像杨成武、肖华等人还是林彪亲自打了招呼的。而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贺龙元帅也不知道，他也以为是研究作战问题。
父亲后来回忆这次到上海充满了诡异，下了飞机就感到气氛不对。在机场等着他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以往接机、送机吴法宪在机场是最忙碌的，跑前跑后，拿大衣，开车门的事都要抢着做，这次却板着面孔一直催促“快上车!快上车!”。陈丕显和爸爸、妈妈坐在同一辆车上，爸爸急于解开心中的谜团，一上车就问：“阿丕，开什么会呀，这么紧张?”陈指了指前排的司机和警卫人员，意即不便说，接着东拉西扯起天气、交通、工农业生产等，气氛十分尴尬。快到驻地时陈又说锦江饭店已经满了(以往每次来上海几乎都住锦江饭店)，这次换个地方住公馆，在建国西路618号。又说总理和小平同志在公馆等着和你谈话。进了会客室见到总理和小平伯伯，总理才告诉他上海会议就是解决你的问题，父亲犹如听到一个晴天霹雳，他事先一点迹象也未察觉到，也没想到这次会整到他的头上。总理说了他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和林彪的关系，林彪说对他六年的观察，发现父亲有意封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