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原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维特克，受邀到我国访问。1972年8月12日下午，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维特克。8月25日，江青又在广州接见了维特克，当晚9点，江青宴请了维特克，席间，江青向维特克披露了许多她个人的私生活，以下便是当事人张颖对两人当时的部分谈话实录。
“我几乎被流氓给骗了”
江青：“今天请你吃广东饭，中国有句老话：吃在广州，穿在杭州，死在柳州。因为柳州的木头特别好，而广州人特别会吃。这是盐鸡，味道不错，还有清蒸鱼，这种芥兰菜只有南方生产……你最好同群众接触接触，到越秀山去看看，我现在不能去了，否则成了展览品了。我在这儿必须保密，因为广州军区要为我的安全对中央负责。因为你是我们的好朋友，会给我保密，所以我请你到这里来。”
江青与毛泽东(资料图)
维特克：“希望你有时间好好休息。”
江青：“对，我应好好休息。但我怕把电报和文件压得太久，怕落后。我应有责任，我在这里同你谈话，我对广州军区的讲话已经经过政治局批准，我们是严格遵守纪律的。”
维特克：“我相信。”
江青：“当然我们不是从早到晚都很严肃的，不是这样的。过去当我能同主席经常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谈各种问题，经济、政治、文艺等等，我们从来不枯燥。你一定知道毛主席很会游泳，也很会打乒乓球。”
维特克：“这方面的照片我都有。最近我买了几幅毛主席打乒乓球的丝织画，我想带回去送给我爱打乒乓球的朋友。我知道毛主席早在1917年时就写过关于体育的文章。”
维特克：“你1933年入党，作为一个青年，你入党后的职责是什么?”
江青：“责任很大。我做各种超过我能力的事。我冒了生命危险找党。因为穷，几乎给流氓骗了。当然他不能骗我，但欺侮我。”
维特克：“什么样的流氓?”
江青：“有一次我弄了点钱，只够买三等舱的船票，是日本船。我的朋友送我，我朋友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朋友给我，让他在船上照顾我，因为我晕船。我坐过三次海船，还爬过崂山，爬山我是老虎，在女学生爬山中我是冠军。坐船是狗熊。这个朋友的朋友的朋友非常坏。我晕船，吐。因为他听说我下船时有朋友来接我，他就起坏心了。他说我们到上海，你的朋友不来接你没关系，我们开旅馆去。这样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人。那时我知道上海有专门为女人开的旅馆，我想女人总会帮女人的。如果没有人来接我，一下船我就叫个黄包车到女人旅馆去，那是我当时的想法。实际上后来我才认识到我的想法是不行的，因为要住那个旅馆，先得交15块钱的押金，所以我就绝望了。总向外边看，也不晕船了。这个坏蛋站在我后面，提着我的小行李，对我说咱们开旅馆去，我没有理他。下船后看到没有人来接我，我决心叫黄包车。就在这时候，来接我的人从人群中突然走过来，我什么都忘了，高兴得跳起来了，把那个坏蛋也忘了。他把我的行李拿走了。你对这一定最感兴趣。”
维特克：“你逃掉了。这是你作的最有战略意义的安排，通过这个例子可看出你在那时就有军事战略天才。”
“贺子珍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
江青：“我听说你看过关于我和毛主席结婚的事儿，那是假的，说什么中央有个决定，那是假的。”
维特克：“我知道那是假的。”
江青：“那完全是假的，完全是王明捏造的。当时有人反对的，项英就反对，他甚至打了个电报。他是个叛徒，那时还不知道。他给毛主席拍了一个电报，毛主席回电说，‘我学孙中山’。”
维特克：“恐怕那时孙中山已经去世15年了。”
江青：“孙中山和宋庆龄年龄相差就更大了，约30岁。实际上贺子珍同志只比我大一两岁，是她要求离婚的，我不愿和你讲这个。毛主席不知道她去莫斯科，她到莫斯科后毛主席给她写了一封信劝她回来。其实在中央苏区时他们就已分居一年半了。她非常固执，不能理解毛主席的精神境界，不关心毛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