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国民党遗忘的张国焘辗转至香港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于迁移台湾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张国焘与同在港的原国民党桂系要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似乎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张国焘流露出回大陆的意愿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