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上午，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
在今年6月1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这一次犯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1946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的指导是不够的……1949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在1962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1964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
当然，他是违心地按照《炮打司令部》的口径讲的，虽然他不诿过于人、敢负责，但事实上他没弄清，也无法弄清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刘少奇的检查没能降低“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温度，也没能因此保护更多的人免受冲击。相反，越来越多的人受到指责、批评、批判，连红墙围起的中南海也出现了刺眼震耳的大字报……作为国家主席，他有责任制止这种作为，可他没有了能力，然而，现实使他作出了选择。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辞职。
刘少奇找到了周恩来总理。
“总理，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是我怎么也没料到的，我现在这个国家主席的位子已毫无用处。为了尽早结束运动，让广大的干部免受更大的冲击，让国家少受点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
同样忧心忡忡的周恩来安慰他说：“少奇呵，你不要太伤心，好多事情都很难办，这不行，不行啊。还有个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问题。”
毛泽东会见刘少奇，刘少奇恳请辞去国家主席，使党少受损失。
就在刘少奇想办法如何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的同时，批刘高潮愈演愈烈：12月18日，名为王光美专案组实为刘少奇专案组的班子成立。当日下午，“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部分上了街。1月6日，王光美被造反派骗出中南海。1月7日，刘少奇之子刘允若被抓进监狱。1月中旬，中南海里的造反派冲到刘少奇家，开刘少奇的批斗会，让他背诵毛主席语录，若背不出，便是不忠于毛泽东思想。
1月13日深夜。一辆华沙牌卧车直驶刘少奇住处，随车秘书要他立即乘车去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要找他谈话。事情显得有些突然，刘少奇心里拿不准此行的意图，他拉下车窗帘子，闭目深思。都是老同事了，没有什么多想的，互相通通气，看看他的态度，反正目前工作是不好做了，实在不行，回家种地去，重要的是要保护各级领导干部，这种搞法对国家损失太大……
“噢，少奇来了，坐，坐。”毛泽东正倚在沙发上抽烟，他没有站起来。
“主席好，您找我有事情谈?”刘少奇平静地问。
“找你谈一谈。平平的腿好了吗?”很显然，毛泽东已知道造反派以刘平平腿被车轧断为名，骗王光美出中南海被扣至清华大学的事。
“根本没这回事，是个骗局。”刘少奇没表现出愤怒和委屈，“主席，这次我犯了大错误，是路线错误，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我要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没有马上接话，他沉吟不语，不住地抽烟。
毛泽东不会接受刘少奇的请求。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刘少奇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实际上却是一种规谏，甚至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毛泽东并不想把“文化大革命”到此为止，再说，让国家主席带着妻子儿女回农村种地，也是一件不好交代的事。
毛泽东避开了刘少奇的话题，他建议刘少奇认真读几本书，还特意介绍了德国学者海克尔写的《宇宙之谜》，法国哲学家、医生拉美特里的《人是机器》和我国汉代的《淮南子》。临别时，毛泽东亲自送刘少奇到门口，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
对刘少奇来说，会谈没有实质性意义，尽管他后来说“主席没有批评我的错误，很客气，叮嘱我认真学习，保重身体”。他心里明白，毛泽东既没拒绝他的要求，也没同意他的要求，他仍然被高高地挂起，接受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