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红墙见证录：共和国风云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一)》，尹家民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2
虽然毛泽东的动作比先前迟缓，但他的情绪感染着陈毅和到会的每一个人。
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杀头，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么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
1959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天安门上交谈(资料图)
毛泽东沉默了。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亮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子恐怖?是否也有点怕?我是有点怕的，也许你们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不怕。……”
毛泽东暂短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决裂”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白一切，他会怕么?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毅外长，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毅听完翻译，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站起来，怒睁双眼，额角上青筋随着呼吸的粗气一鼓一胀。他马上把客人送走，见工作人员还都站在原地等他，他说道：“是对方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我们被迫自卫反击，苏联的立场不像话!叫我说什么?只好报告中央。”
9月30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参加国庆1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在客厅坐下，赫鲁晓夫便眉飞色舞起来：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泽东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赫鲁晓夫越说越起劲：“我到了戴维营，见到艾森豪威尔，他叫我my dear friend(我的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毛泽东面无表情，起身请他到房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陈毅到宾馆陪他和苏斯洛夫午餐，赫鲁晓夫依然大谈他的美国之行。彭真和陈毅插不上嘴，只好听他独白。有时彭真想转个话题也转不过来，陈毅干脆埋头吃饭。饭后陈毅指指余湛，说：“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门看焰火，你陪他去，你专门接待他。”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又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毛泽东讲了两点之后，陈毅直率地补充：“你们怎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正义究竟是在哪一边?你也曾经说我们是兄弟党，兄弟党为何不站在正义一方?”赫鲁晓夫申辩了几句，惹得陈毅说得更响：
“我们不必干涉别国内政，正像我们不希望别人觊觎我们的省份西藏一样!有些人看到中国的边界有个西藏好像很不舒服!”
赫鲁晓夫的逻辑荒诞起来：“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么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