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和所谓“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斗争，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还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一部分权力。毛泽东同志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党的九大则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为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出席会议。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会议错误地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给他们加上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罪名。
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在会前经过毛泽东的多次修改，其中有两大段文字是毛泽东亲笔增写的。这是两段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引用的“毛主席语录”：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当时，不仅与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们不知道“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指的是谁，就是主持这次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除林彪外)，也不知道这段话指的究竟是谁。他们对于发动“文化大革命”毫无思想准备，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部署一无所知。
会后，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煽动下，各地青年学生开始起来“造反”，混乱局面开始出现。
6月，刘少奇和邓小平飞到杭州，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并请毛泽东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暂不回京，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相机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为了控制局面，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于6月初决定向北京市各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此后，各省、市委也相继采用了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领导运动的方法，力图将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正确轨道。
7月18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听取了有关工作组的汇报后，认为工作组对发动“文化大革命”“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该统统驱逐之”。应“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运动”，这是以后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的一大“罪状”。实际上，在政治运动中派工作组(工作队、工作团)，这是中共领导政治运动所采取的一贯方法之一。远的不说，仅以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例，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四清，哪一次政治运动没有派过工作组?
1966年7月19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的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坐在前排，其他领导同志都坐在后排。开始是汇报会，刘少奇、邓小平要与会的有关领导同志讲一讲学校的情况。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大学情况，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克实汇报中学情况，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汇报总的情况。
胡克实的汇报通过了。吴德的汇报没有通过，还要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