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后，1966年7月，北京大学团委的一个干部写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说2月份北京卫戍区到北京大学联系住房一事“是要搞政变”，并言之凿凿地定名为“二月兵变”。
随后，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名学生，看了这张大字报后，联想到北京卫戍区也到中国人民大学联系过借房子的事，又写了一张《郭影秋是什么人?》的大字报，质问已经调任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书记郭影秋：“彭真阴谋搞政变，要在人民大学驻兵，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此后，这个“天方夜谭”式的“二月兵变”的谣言，就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越传越玄。这两张大字报被林彪、康生知道后，成为他们打击、诬陷贺龙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炮弹”。
7月27日晚，康生来到北京师范大学，在群众大会上公然宣称：“在今年2月底3月初，彭真他们策划政变……他们的计划之一是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康生发了话，肯定有“二月兵变”这件事，事情便愈闹愈大。
邓小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的。他不顾个人安危，不顾自己已经身陷逆境，不顾在场的有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要员，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澄清了事情的真相。在中国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二月军事兵变的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
邓小平还强调指出：“我郑重地告诉同志们，我们的军队，彭真调不动，别人也调不动，我也调不动。这件事我们想澄清事实，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了，这件事不算一回事。”
但是，康生却不甘心阴谋被揭穿，继续信口雌黄，恶意诬陷。于是，各种震撼全国城乡的爆炸性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不胫而走，到处弥漫：什么“贺龙为了发动‘二月兵变’给体委发了枪、炮，大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什么“贺龙发动‘二月兵变’未遂，坐着飞机逃到苏联去了……”肆无忌惮的诽谤和恶毒的谣言交织在一起，使善良的人们一时真伪难辨。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决定》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决定》对起来造反的青年学生表示支持和肯定，认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流”。《决定》还强调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对于哪些人犯什么性质的“错误”，才能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决定》没有划出具体的判断标准。于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的帽子满天飞，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下至工厂车间主任、农村生产队长、商店门市部经理，只要有人纠集一帮子人说他是“走资派”，便可以戴上“高帽子”，任意批斗，随便侮辱。而被批斗者却没有丝毫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只有听任被批判和斗争。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会议期间，8月10日下午7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亲切接见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并对他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迅速传遍了全国城乡。
8月12日，全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在新选举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八位，其原来接班人的地位已被明显排除。会后不久，林彪又被宣布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