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各大学都在酝酿赶走工作组。因为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因此他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比较了解。刘少奇在会上讲得十分尖锐，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说：“照你们这个做法，才是真正挑动群众斗群众。这个搞法不成。我们这里有材料。”刘少奇的意思是，正常的做法是派工作组，工作组在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党委不行了，由工作组代替。刘少奇是反对赶走工作组的。
这时，康生出来讲话：“少奇同志，我们也有材料。”口气虽然和缓，但实际上和刘少奇顶起来了。康生刚讲完，陈伯达接着批评各级党委不能深入到这场疾风暴雨之中，不深入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他的话等于把各地党委都否定了，把责任推到刘少奇、邓小平的身上。
这时，邓小平站起来，两手叉着腰，十分气愤地说：“我们要讲得客观一些，要了解第一线的困难。什么叫放手?!要不要政策?!我们不行，你们上去。你们那样行，我们统统撤出来。党委垮了，工作组没有了，党的领导在哪里?谁来放手发动?你们根本没有搞过群众运动，你们去试试看!”
邓小平的话义正词严，反映了当时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与会领导同志的共同心声，迎头痛击了康生、陈伯达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会议正开着，江青蹑手蹑脚进来了，在靠着记录席外边的沙发上坐下，把手里的包放在沙发上。江青是偷着进来的，没有和主持会议的刘少奇、邓小平打招呼。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大肆批判的所谓的“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原因就是因为在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点上，刘少奇、邓小平坚决予以抵制。对“文化大革命”的共同看法使刘少奇、邓小平坚定地坚持党的正确原则，义无反顾地站在一起，抵制林彪、江青的种种倒行逆施。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与以前历次中央全会不同的是：与会的不仅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而且有“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大多数不是中央委员)和首都大专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
会议期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再次对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运动初期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进行严厉的指责，认为是“镇压”“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指出：“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8月5日，毛泽东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用铅笔写下了一大段文字。初无标题，经秘书誊清后，毛泽东加上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标题，以后又作了个别字句的修改。据笔者研究，这可能是毛泽东在阅读《人民日报》社论时，有感而发，遂信笔写出，其中不乏激愤之语。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至到今天，许多传单和纪实文学甚至历史著作中都写道：毛泽东于1966年8月5日，在中南海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有的书中说是贴到了中南海的饭厅里)。甚至还有人想当然地画了这样一幅画：毛泽东身着带有红五星、红领章的草绿色军衣，站在一堵高墙边，手握一管正在滴着墨汁的毛笔，目视远方，旁边墙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有《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大字标题和虽不甚清晰但隐隐约约可以辨认的内文。这幅画的名字就叫“炮打司令部”，给人们以深刻的视觉印象。这幅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广为印制、复制，也给人们留下了毛泽东曾亲自在中南海贴下了《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深刻印象。1986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中，就这样写道：“8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992年，由某出版社出版的一部长篇纪实报告中，写得更是言之凿凿。该书中犹如亲历目睹一般写道：“毛泽东在1966年8月5日写下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登峰造极的一张大字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这张大字报挂在人民大会堂会议厅的门口，步入会议厅的中央委员们迎面就可以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