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怎么死的,林彪事迹,解密真实的林彪

 

林彪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情绪低落，在北戴河消沉到了极点。但是不是几次想到了死呢？大鹰在《“九一三”事件始末》中写到林立衡与林立果9月7日下午的一次谈话，其中说林立衡问首长亦即林彪知道暗杀主席吗？林立果回答说“他同意”，并说“他现在不想活了。这些都是他的主意”。图们在1994年8月10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撰文说，林彪曾对李文普交代：“北戴河的房子不要盖了，反正我活不了几天啦！把这个门改到东边就可以了。”9月11日12时30分，内勤听到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如果林彪真的想到了死，他很可能什么事都敢下决心干。言不离“死”，很可能是他末日的悲鸣，是他自知自己的阴谋难以落实而预先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哀叹。一个患上政治抑郁症的人，对死亡的看法往往是异于常人的。

 

 

林彪太喜欢、太信任、太看重儿子林立果了，林彪又长期形成了被叶群控制的习惯。而叶群和林立果，平时有矛盾，关键时刻又意见不一致，一个哭哭啼啼要跑到国外，一个摩拳擦掌要和毛泽东硬拼，林彪被搅得心烦意乱，最终一度犹豫动摇，举棋不定。晚年、病态中的材彪，其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心智，由于受感情因素和利益驱动的干扰和制约，已经大打折扣。

 

据知情人透露，林彪乘车从96号别墅下来驶往山海关机场，一度曾命令随车的警卫参谋李文普中途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拦阻，林立果为此开枪打伤了企图执行命令的李文普。林彪为什么要停车？难道是他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要改变主意吗？事实究竟如何，唯有请当事人中仅存于世的李文普出来说明真相了。(1987年秋访问纪登奎谈话记录)

 

有人认为，“两谋”只是林立果的反革命狂想，“两谋”策划的拙劣、低能与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相比有天壤之别。“从目前披露的所有材料看，没有证据证明林立果所做的一切林彪都知道。比如《“571”工程纪要》，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亲自看过；谋杀毛主席，也没有证据证明确实是林彪的计划。但是反过来，又没有证据证明林彪不知道，也不能肯定《“571”工程纪要》没有反映某些林彪的思想和语言”。(张聂耳：《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对林彪是否知道“两谋”有所怀疑，是将林彪和林立果作了严格的区别。当然不能否认，无论林立果还是叶群，都不完全等同于林彪；也当然不能说，叶群、林立果的所作所为皆为林彪所知悉、所指使。但是，在“两谋”这样重大的问题上，野心勃勃的林立果即使再自命不凡，再胆大妄为，如果没有林彪的首肯，至少是默许，他也是绝对不敢拿父亲的名节和全家的身家性命开玩笑、做赌注的。

 

那么，为了实现阴谋，林立果会不会“矫诏”、“假传圣旨”呢？林立果会不会和叶群勾结起来这么做，让林彪完全蒙在鼓里呢？从理论上说不能完全排除，但必须拿出足够的证据来。否则，是难以洗刷和摆脱林彪在“两谋”中的干系的。

 

江腾蛟接受林立果交给的谋害毛泽东的重任后，对妻子交代了后事。他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讲。我如果被人搞死了，过几年你就去找林彪，他什么事情都知道……”江腾蛟是担心自己谋害毛泽东成功后被灭口，从这个话，也可以推测一下林彪是否知道“两谋”。(图们、肖思科：《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但问题在于，江腾蛟并没有直接和林彪接触，他的根据归根结底还是从林立果那里来的。

 

9月12日夜，林彪是否吃过安眠药？林立衡和张宁坚持说林彪吃过安眠药，已经睡下。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周恩来亲自下令封锁机场，林立果得报后丢下电话报叶群，叶群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来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杨振刚发动了防弹红旗车，李处长坐准了车位。叶群和林立果一边一个扶架住毫无生气的软绵绵的林彪上了后座”。“来不及搭舷梯，从机头驾驶舱里放下一个软梯，叶群第一个，林彪第二个，身子还软软的，由第三个大杨从下面扛顶着往上送，叶群在上面拉，刘沛丰第四个，林立果提着手枪断后。”(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第250页、第253页)

 

李文普的说法和张宁的说法显然有较大差异。李文普在看到张宁的书后，打破沉默，出来讲了一番话，其中除驳斥了张宁书中对他的诬陷，还披露了一些林彪出逃前的细节。他说：“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从李文普的谈话可以看出，林彪曾经脱了衣服上了床，但显然没有睡着，而且谈话的神智是清醒的。即便服过安眠药，此时也没有起作用。何况安眠药一说，也仅出自并不在林彪身边的张宁之口。

 

服没服安眠药，是个细节，但这个细节却是很说明问题的。坚持这样说的目的，在于证明林彪是在不清醒的状态下，稀里糊涂地被叶群、林立果骗上飞机的。

 

什么“民族主义者”的话

 

迄今为止，只有张宁在书中披露林彪出逃前曾流着泪说他是什么“民族主义者”，并且多年以来始终坚持此说。这个话的真实与否，对于研究林彪的最后思想和心态比较关键。但由于张宁不是最直接的当事人，据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这话是内勤偷听来的。那么既然不是亲耳所闻，她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就值得研究了。

 

李文普对张宁的说法持批评态度，他驳斥说：“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我没有听到内勤公务员陈占照说过他偷听到的这句话。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秘密商量的谈话内容谁都说不清楚。在偷听来的一两句话上大做文章并不能推翻林彪是自己走上飞机逃往苏联的历史事实。”(《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当然，李文普的话也并非无懈可击。比如，平时内勤不敢偷听，但非常时期，又是林立衡要内勤去偷听，内勤照林立衡说的办了，也是合乎情理的。好在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内勤人员还有许多健在，今后也许会有新的材料披露。

 

李文普是林彪红旗轿车上唯一活着的人，他的一句林彪“到伊尔库茨克有多远”的问话决定了林彪的叛国性质。对于这样一个关键证人，有不同说法。

 

据李文普自己交代，他听到林彪问话后，决定不跟他们跑，结果被林立果开枪打伤，子弹擦着前胸击中他左臂，他随即用右手朝车内开枪还击。

 

但林办工作人员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秘书宋德金说：“事实早已证明，李文普是出于制造‘与叛国外逃分子划清界限’的假象而开枪自伤，这一点林办工作人员都是十分清楚的，是毋庸置疑的，‘林立果开枪打伤李文普’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

 

张清林一直认为李文普是自伤。他后来回忆说：当晚，他看了李文普的伤口，说了一句：李主任，你自己打的啊。李文普低着头，不再吭声。张宏副团长问张清林怎么打的？张清林说是自伤。1982年，张清林去看李文普，说我当时给你包扎，我看了伤口，你是自伤。李文普坐在沙发里，埋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1998年5月10日张清林谈话)

 

但是，李文普坚决不承认张清林看过他的伤口并给他包扎，他说是8341部队卫生员小陆给他包扎的。后来，李文普公开发表文章说：“我已经从林彪车上跳下来，干吗还要自己打自己一枪？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这一枪不是林立果打的。”(《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

 

对李文普的说法，林办工作人员有不同看法。在亚疗审查期间，大家都叫李文普是“王连举”(现代京剧《红灯记》里的叛徒，自己打了自己一枪)。

 

李文普的枪伤和林彪红旗轿车的枪伤，当时都没有做正式的权威鉴定。张耀祠回忆说：我没有检查“大红旗”，这事过去就懒得检查。那个情况下不能说自己打的，那时怀疑他(李文普)是自己打的。他不愿跟他们走，下来就好交代了(2003年2月18日张耀祠谈话)。张宏说：不要鉴定。中央已经发了文件，与中央一个口径。汪东兴也说：算了，小节，不要再干扰。总之，当亚疗学习班上林办工作人员追问李文普的枪伤，上面就这样不让追查了，最后不了了之。

 

令人关注的是，今后李文普究竟坚持以前的说法呢，还是另有披露，还历史本来面目？

 

 

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林彪座机起飞后20多分钟，又听到了飞机返回的声音。“96号楼的人都聚集在坡顶向机场方向遥望，只听得飞机在机场上空轰鸣盘旋，大家都认为飞机回来了，一定是想降落……飞机向莲花峰飞来，在96号楼上空盘旋，久久不离去，大家仰望着它，最后看它在空中画出一个形似问号的线路，然后向北方飞去，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大家解不开飞机为何在空中画问号的谜，后来得知机场关闭的消息，不但山海关机场关闭，当时相关的机场也关闭”。(张宁：《张宁：自己说自己》，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257页)

 

张宁的说法意思很明白，林彪座机曾经返回想降落，但机场关闭，落不下来，只好远走高飞。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介绍“九一三”事件时，引用了类似张宁的这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较近的一篇非官方文章对‘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描述提出疑问，集中讨论了以下问题：为什么林彪夫妇不按事先安排的那样往南飞呢？

 

该文认为，林彪一家并没有立即放弃原先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毕竟，他们只要飞三个小时，就可以实现该计划。文章指出，这架三叉戟飞机在空中飞了近两个小时，而这样一架飞机从山海关飞到温都尔汗要不了一个小时，因此，三叉戟飞机实际上首先往南飞了约10分钟时间，然后调头返回山海关，但发现山海关机场已遵照周恩来指示关闭。

 

为什么林彪一伙放弃南逃计划不得而知，但该文暗示，是周恩来不让林彪着陆，以迫使他飞往苏联，这样他就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成为国家的叛徒。”

 

张宁的说法可置疑之处不少，比如，三叉戟飞机不是直升机，它怎么可能围绕96号楼久久盘旋呢？

 

外国人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且不说林彪座机起飞后周恩来命令地面指挥所向空中呼叫，说飞机只要回来，不论在哪个机场降落，周恩来都亲自去迎接，就拿关闭机场的禁空令下达的时间来说，也不合逻辑。

 

据当年在空军指挥所协助李德生处理林彪出逃事件的作战参谋朱秉秀证实，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禁空令是1时56分开始到2时20分左右下达完毕的，如果林彪座机真的想返回北戴河机场，至少没有禁空令的障碍。(转引自《北京日报》2001年4月30日，第16版)

 

 

林彪座机的坠毁，与机组人员未全部上齐不无关系。不妨设想一下，如果机上有副驾驶，有领航员，有无线电通讯员，256号三叉戟的命运，就恐怕是另外一种情形了。

 

关于机组成员未到齐，一直是个疑问。如果说时间仓促，来不及叫醒已经睡下的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等5人，那么同样已经睡下的3个机械师不是被叫醒了吗？况且，从林彪由北戴河出发到山海关机场，路上要用半个多小时，这个时间对纪律严明、反应敏捷、作风雷厉风行的机组人员来说，叫醒上飞机是完全够用的。

 

当时未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认为：“机组人员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在于这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呢，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就是林立果。潘景寅自己怎么也没有想到为自己安排了一条通往死亡的路。”康廷梓认为，林立果之所以授意潘景寅安排紧急起飞的机组人员越少越好，是怕机组人员多了，他控制不住飞机上的局面。

此说似乎有理，但也令人生疑：难道潘景寅不知道飞夜航领航员、通讯员的极端重要性吗？越少越好，可以少机务人员嘛。

 

据康廷梓回忆，9月12日晚在山海关落地后，10点20分左右开了一个简单的机组例会。开始，潘景寅把北京到山海关一段飞行情况作了简要的讲评，接着说：“现在两条路线斗争很复杂，要解决跟人的问题。”潘说的“两条路线斗争”是指当时的空军部分单位中纷纷传扬的“吴反林”，即吴法宪等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关于第二天的飞行，潘景寅说：“明天的航线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听空军胡副参谋长的指挥就行了。明天6点起床，6点30吃饭，然后早些到机场准备飞机。现在时间不早了，抓紧休息。”此时为10时40分。康廷梓的回忆，可以帮助人们分析潘景寅当时的政治态度。

 

林彪座机仓皇起飞后，其空中飞过的航线有诸多发人深思之处。要说有关林彪出逃的疑团，这恐怕是最大的疑团。

 

 

飞机起飞后14分钟内，是机场调度室雷达标图员提供的航迹。14分钟后，飞机信号从机场雷达屏幕上消失。这14分钟的航迹，来不及上飞机的第二副驾驶康廷梓是在机场调度室里看到的，他禁不住暗暗吃惊。

 

事后，康廷梓几次写文章，表明他的疑惑、分析与判断。1997年4月，他化名广辛，写下了《林彪仓皇出逃目击记》，其中写道：“我和调度室主任的眼睛，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标图员的笔尖。笔尖一点一点地移动，红颜色的笔在地图上画出一条弧形的轨迹……这条弧线的方向从山海关机场起飞时的240余度(注：后来康设法核对，飞机起飞方向为244度)航迹缓慢转向正西，即270度。这时，我马上想到可能是飞回北京了，因为从山海关到北京基本上是朝正西飞行。然而，飞机的航迹在270度的位置上并没有稳住，而是继续增大，直到约300度时(注：中蒙边境二连方向)中断。这条航线与正常飞行的航迹相差甚大。正常情况下，飞机起飞后，飞行员果断压坡度转弯，使飞机迅速进入到预定的航向上……如果标在地图上，那个转弯只能是一条折线。第一转弯本应是一条折线，但却形成了一个过程较长的弧线，究竟什么原因？因为谁也不知道起飞之后驾驶舱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解不开的谜。可以做两种分析：其一，有意向前向西飞一段时间，迷惑地面……其二，潘景寅起飞前只知道飞往广州的航线，而不知道狗急跳墙的叛逃计划。”

 

康廷梓在发表于《湖南文史(增刊)》上的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从0点32分起飞到46分，在足足14分钟的时间内，飞机从244度右转弯到310度，共转了不到70度，这个转弯动作在地图上画出了一个很不均衡的大弧线。对一个飞行员来说，用多于平时十几倍的时间，用如此怪异的转弯动作在他一生的飞行中都是不可能出现的。”“0点32分，256号飞机强行起飞前后，位于北京专机部队大本营的领导机关也处于异常紧张的气氛中，专机师的师长正在指挥室为查禁256号飞机的事忙碌着，在师指挥室同样有一个标图桌，标图员头戴耳机把头埋在标图桌上，他已经从雷达给出的信号中，捕捉到了256号飞机的目标。在此过程中，师长曾接到关于256号飞机位置的一个重要信息，标图员告知：飞机起飞后经过河北省迁安县上空时，航向340度。迁安县位于唐山市北偏东的方向，离唐山50公里，离山海关机场约130多公里。这就是说，256号飞机0点46分离开山海关机场约120公里之后，并没有稳定在叛逃的方向上，而是在310度的基础上又继续增加了30多度，这时飞机的航向比后来稳定的叛逃航向325度还要大20度，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康廷梓进一步分析说，潘景寅在极其被动的情况下已经转到了叛逃的航向上，“但他没有将飞机的状态改为平直飞行，而是继续转过了头，达到340多度，如果按照这个趋势继续转下去，就有掉转机头的可能。虽然我们无法知道驾驶舱内发生具体争执与斗争的情况，但从航迹上可以看出，飞行员操纵飞机不是向西飞，就是想调头往东，竭力回避叛逃的方向。”

 

康廷梓还认为，飞机航线的偏移问题也耐人寻味。按照常理，飞机坠毁地点应当在山海关到乌兰巴托或伊尔库茨克的航线上，但实际上，坠毁地点远远偏在了东边约160公里。这有两种可能，一是潘景寅搞不清自己的确切位置，已经偏移却不知道，只是无可奈何地硬着头皮盲目往前飞；再就是有意为之，打定主意与飞机同归于尽。

 

这其实就是说林彪对外逃曾有过犹豫动摇，甚至一度萌生回心转意念头的问题，但最后是被“逼”跑的。

 

当晚，跑与不跑的主动权完全在林彪手中。他如果不下决心跑，是没有人能逼他跑的。如果他下决心从天上再返回降落，也一定能够降落。且不说周恩来通过地面塔台向飞机呼叫，说256号专机无论在哪里降落，他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就是不和周恩来说，悄不声响地在北京、广州、大连、山海关等机场降落，也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在林彪专机没有越境之前，中央压根没有下达“禁空令”，不存在“逼”他出逃的问题。

 

 

有人根据256号专机坠毁前曾由蒙苏边境折返，是向东南方向亦即中国方向飞，便得出林彪试图返回的结论，其实大谬不然。其一，向东南方向飞，是转弯选择地形，属迫降前的正常动作，因为飞机降落的规则是通场、一转弯、二转弯、三转弯，然后落地。其二，那时油料已经不多才迫降，如果返回中国，不是明摆着找死吗？其三，还有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256号专机企图由蒙古进入苏联国境前，曾与苏方联系，苏方警告说，不许入境，否则击落，这才使256号专机放弃降落伊尔库茨克的意图，改为就地迫降。这种说法显得过于勉强。

 

不过，有两个情况却值得研究。一是前面提到的李文普最初交代的林彪在汽车上一度命令停车，但被叶群、林立果所阻止；二是256号专机出境前，在位于中蒙边境的贝尔庙上空转了一圈。仓皇逃命，按说应当抓紧时间，不顾一切地飞往苏联，为什么会转圈呢？转圈不会是选择降落，潘景寅很清楚那里没有机场，只能是越境前最后的思想斗争，只是不知道究竟是林彪还是潘景寅在进行思想斗争。(2001年9月12日空军参谋长梁璞谈话)

 

9月12日晚林立衡几次向中央报告林彪那里准备出逃的情况，是有功的。这一点，中央一直是肯定的。她处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身为那样一种地位，又是面对那样一种严重、凶险而又紧迫的情况，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

 

但是，林立衡的报告和对林彪的态度，她前后说法却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一开始报告，林立衡用的是叶群、林立果要把林彪“弄走”、“挟持”这样的字眼。1981年年初“两案”审判结束时，林立衡给即将解散的全国“两案”办公室来信，说林彪是被叶群及林立果“小舰队”成员“骗上飞机”外逃的。此前两年，她已经这么说。此后，她一直这么坚持。

 

早在1971年10月，林立衡知悉中央57号文件将把林彪问题向全党公布，并对林彪事件定性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态：“文件对林彪等叛党叛国的批判和结论完全正确，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您的这一英明决策。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狗急跳墙，狼狈逃窜，自我爆炸，遭到历史的惩罚……”

 

 

1972年8月28日，林立衡给周恩来写信：“林贼是一个十足的蒋介石式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林贼是一个伪装更加巧妙、手段更加阴险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决定一辈子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直到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仍收到林立衡给他的揭发林彪历来主张说假话、拍马屁和耍反革命两面派的言论和事实。

 

但是，到了1979年11月初，林立衡给江西程世清写证明材料时，便开始说林彪是“被骗上飞机”的。从此，她就一直这么坚持。

 

1988年春天，在林立衡的要求下，和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见面时，林立衡再次谈了对“九一三”事件的看法。罗点点问她是不是她先向周恩来报告的，她说是。罗点点又问为什么，她说：“林彪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更是个坚定的爱国者，他根本不会同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林彪是被迫登上飞机的。”林立衡还说：“林彪对毛泽东的弱点和党内生活的种种不正常是有深刻了解的。”“叶群这个人政治品质不好，投机心理强。”(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85～287页)

 

由于林彪一家林立衡是幸存者，又对林彪有较多了解，她应当提供更多的情况和材料。当然，前提必须是实事求是。这是最要害、最根本的，容不得半点自私自利和感情用事。

 

1985年1月8日，新华社驻贝尔格莱德记者杨达洲发回一条电讯，他辗转听到一条有关林彪座机坠毁的消息。据时任蒙古党中央某局局长的那木斯莱的妻子称，她是汉学家，从头到尾参与中国飞机坠毁案。黑匣子的录音她听了，机上人员在激烈争吵，跟地面导航站之间也有争论。过几分钟吵一阵，还有射击声。她断定飞机上有林彪，但苏联人不相信，后来他们要走了黑匣子。但是，对此说法，新华社驻蒙古的记者王义民认为完全是捕风捉影。

 

 

张聂耳的《风云“九一三”》一书中说，“飞机上没有黑匣子，黑匣子是后来才有的……”这不对。尽管黑匣子在当时还是极为稀有的，但三叉戟飞机上已经安装了黑匣子。澳洲记者彼德·汉纳姆1993年获准采访苏联克格勃将军扎格沃兹丁时，曾询问林彪座机上有没有黑匣子，扎格沃兹丁回答说，黑匣子找到了，但克格勃鉴定时没有发现录音里有飞机和地面的通话。孙一先在自己2001年1月出版的书中也说：“至于更能进一步揭开256号坠毁之谜的飞机黑匣子，尚在俄罗斯当局手中。坠机死难者的遗体，包括身首异处的林彪、叶群的尸体，还有那些机上的遗物，俄罗斯和蒙古当局没有丝毫理由再继续扣压，应当无条件地交还中国。”(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64页)终有一天，黑匣子的解密能为研究林彪出逃提供新的材料，解开这个最大的谜底。

 

也许，果如克格勃将军所说，黑匣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据康廷梓讲，黑匣子是语音黑匣子，只能记录爆炸到半小时前的情况，以前的自动抹掉。但究竟黑匣子能否说明问题，前提是对黑匣子有个正式的结论。

 

十四、关于外国某些当事人的不同说法

 

原蒙古外交部专员、曾参加中蒙双方视察林彪坠机现场的古尔斯德，一直到他去世，还坚信坠毁的飞机上没有林彪。(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25页)

 

最早发现飞机坠毁的蒙古拉哈玛大娘，对记者这样谈到当时的情景：那是个可怕的夜晚。凌晨，一阵嗡嗡声把她惊醒，她急忙穿好衣服，出门一看，发现这难听的声音是空中传来的，这时羊群惊散，马嘶狗吠。她仔细一看，从西南向北飞过来一架冒着大火的飞机，飞得相当低，在巴图脑尔布苏木上空，绕图门山转了一圈，顺着扎森山谷向西南方向飞行，声音越来越大，大概不到20分钟，在苏布尔古盆地坠毁。当时没有听到大的爆炸声，只看到现场大火连天。(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第359页)

 

当年蒙古外交部次长、参与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永栋，30年后打破沉默，对日本记者谈了林彪坠机的一些情况。他说：飞机一进入蒙古国境，为了躲避雷达，即实行低空飞行，但我国从一开始便掌握了该机的飞行轨迹，因为该机在极低的低空飞行，轰隆声响，我国是循声而追踪的。失事后，我们知道是中国军机，因为机内枪械散乱，死者多穿军服。“对于坠机的原因，虽然众说纷纭，但是事实上并未遭到外界攻击，亦未有机器故障的迹象。也有说法指系燃料用尽，抑或过于低空飞行而与地面撞击摩擦等等，但是并没有任何证据足以显示这些说法的可信性，因为引擎、仪表等均十分正常，燃料也十分充足。比较值得注意的是，现场是宽广的草原地带，地上留有长达800公尺的滑行痕迹，而令人揣测该机系拟准备降落，但是因为土质过软，途中机体陷落、机翼折断而引起爆炸起火。总之飞机失事并不是如外间所传的原因，系因降落着陆失败所致。”(2000年8月22日台湾《中国时报》转引自力平《周恩来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00页)

 

 

苏联高级外交官罗高寿发表了飞机坠毁前发生了严重情况的见解。1992年4月17日《参考消息》转载了法国《世界报》的如下报道：

 

罗高寿谈林彪出逃飞机坠毁事件

 

〔法国《世界报》4月15日报道〕林彪事件：罗高寿证实中国的说法。

 

一位前苏联的高级外交官第一次证实了中国官方对共产主义历史上最离奇的事件之一——林彪事件的说法。罗高寿明确地说，背叛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是在一架1971年9月13日坠毁在蒙古靠近温都尔汗的荒原上的一架飞机里被人发现的。俄罗斯新任驻北京大使罗高寿当时正在乌兰巴托的苏联大使馆任职。他说，苏联驻蒙古使馆那时全然不知道林彪政变未遂后想到苏联避难的计划。

 

由于苏联人曾说无法验明在事故现场发现的“五号”尸体的身份，人们对中国关于林彪事件的说法一直持一种怀疑的态度。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蒙古领导人使这种怀疑重新复活了。因此提出了好几种假设，其中一种认为林彪是在北京或疗养地北戴河被暗杀的，载着他的亲信们逃走的“三叉戟”飞机就是从北戴河起飞的。

 

据罗高寿说，飞机在坠毁前发生了严重情况，“在机舱内有一些弹洞”。是搭机人与机组人员交过火吗？克格勃的档案也许会提供解开这个谜的新钥匙。

 

 

罗大使说，莫斯科会对那时在苏联见到林彪感到困惑。大使这样说就排除了关于林彪反毛得到苏联支持的说法，“他当时已走到了绝路，出逃是一个表示绝望的行动。”

 

按照常理，当事人的说法是最可信的第一手资料，应当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来看待。但是，对于同一件事，当事人说法迥异、各执己见的情况也不鲜见。

 

拿破仑的死因、希特勒的尸骨葬地、肯尼迪的遇刺真相，诸如此类的历史谜案，至今仍是历史学家争论不休并为之伤神的课题。林彪的出逃与机毁人亡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256号专机上是否有弹洞就是如此。它的某些疑团，需要众多的研究者尤其是当事人拿出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材料，经过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辨析，从而得出科学的、可靠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

 

当然，由于这一事件的特殊归宿和死无对证，某些情节如果不说是千古之谜的话，至少是值得长期研究探讨的。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70年至1971年间发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党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机智地粉碎了这次叛变。”

 

林彪的仓皇出逃及机毁人亡，自然是林彪的悲剧，又何尝不是毛泽东的悲剧，又何尝不是党的悲剧！一个执政党，信奉什么样的哲学，实行什么样的路线，构筑什么样的体制，运用什么样的机制，遵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准则，建立什么样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方式解决党内矛盾，启动什么样的程序选择和确立党的接班人，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历史的惨重教训可供借鉴。今天，对林彪出逃事件进行扎扎实实的考证，引人注目的恐怕不是事件本身的神秘性和可读性，而是事件背后所隐藏的必然性和提供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林彪、叶群、林立果式的人物再生，为了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为了铲除曾经严重危害党和国家正常的民主生活，容易滋生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的土壤，不妨继续科学而深入地研究“九一三”事件。历史和历史人物永远是一面镜子，永远是一挂警钟，也永远是一部百读不厌、足以温故而知新的教科书。关键在于后人如何审视和解读，如何看待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