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夫人是谁,黄克诚是怎么牺牲的】由27军事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来说，“家风连着党风”。黄克诚大将在党内、军内享有崇高的威望，连年长他9岁的毛泽东也尊称他为“黄老”，他不仅以刚正不阿、敢于直言而著称，而且在严格治家方面也堪称楷模。
对自己：克己奉公
黄克诚一生艰苦朴素，清正廉洁，克己奉公，对待自己有时严苛得几乎“不近人情”。
1941年，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黄克诚被任命为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由于日伪军的重兵封锁和频繁的“扫荡”“清乡”，三师指战员的吃、穿和生活日用品供给十分困难。为了改善三师指战员们的伙食，黄克诚亲自带头开荒种菜。种菜没肥料不行，他就和当地的农民一样背起粪兜拾粪。在黄克诚的带动下，三师干部、战士一齐动手，开荒种菜，省下的菜钱可以买点荤菜，几个月下来，部队伙食就得到了改善。黄克诚还把亲手种的番茄送给部队驻地附近的群众。群众吃了，都高兴地说：“吃了番茄甜在心，黄师长和我们是一条心。”吃的问题解决了，黄克诚又打起军装的主意。在军帽上去掉围圈，只扎一道线作象征，军上衣去掉翻领，把原来老式军裤的宽腰裤改为窄腰裤，这小小的改动，积少成多，节省了很多布匹。
黄克诚对自己要求甚严，生活上处处节俭。抗战时期，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每人每月发2盒火柴、3两油和4两黄烟。可黄克诚吸烟要用火柴，每天晚上还要点灯熬夜工作，发的两盒火柴，一个多星期就用光了。没火柴吸烟，他就到群众家的锅塘里点火。一天，警卫员小张看到黄克诚躬着腰到锅塘里点火，既不方便，又影响工作，就悄悄替他多领了2盒火柴。黄克诚发现后，立即退给小张，并且耐心地教育他：“小张，官兵一样，不到发火柴的时候，不能发给我，决不能有丝毫的特殊，不然以后这个部队怎样带啊?”于是，小张又把2盒火柴退回去了。后来，黄克诚干脆买来火刀、火石，打火点烟。有一次，师部来了一位客人，黄克诚递给他一支烟，警卫员用火柴替客人点了火。客人走后，黄克诚对警卫员说：“今后来人抽烟，一律用火刀、火石，不要用火柴，各方面都要节约。”黄克诚的棉衣穿了四五年，补丁打着补丁，领口、袖口都破了。警卫员想给他领一件新的，他却拒绝了，缝补一下继续穿。黄克诚还把领到的洗脸毛巾从中剪开，一半自己用，一半给别人用。为了节省烧洗澡水的柴草，黄克诚一年四季坚持洗冷水浴。由于黄克诚处处以身作则，厉行节约，1942年被评为全军的“节约标兵”。
1948年5月，黄克诚奉命担任冀察热辽分局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当时，分局机关设有一个单独的小食堂。分局秘书长看到黄克诚等一些领导干部营养不良，就吩咐管理员弄了些大米、鸡蛋，打算给首长补充点营养。吃饭时，黄克诚看到桌上的米饭和鸡蛋后，对秘书长说：“农民现在没饭吃，你却叫我们吃白米饭、炒鸡蛋，这是共产党员干的事吗?”接着，黄克诚指示：“取消小灶，干部一律到大灶就餐，并立即执行。分局个别有肠胃病的领导干部可适当照顾，可吃点细粮。……后方的干部要多吃粗粮，把节省下来的细粮送到前线，让前线的战士们和伤病员吃得好一些，多打胜仗。”
新中国成立后，黄克诚任湖南省委书记。当时实行供给制，根据黄克诚的提议，给湖南省人民军政委员会主席程潜每年的活动经费是4000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每月平均330多万，而黄克诚自己每月仅100多万元。
1952年11月，黄克诚调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总后勤部掌管全军财政的计划权、分配权。在此期间，经他主持研究， 报军委批准， 为全军下拨经费数亿元， 建房4600多万平方米， 全军基本结束了住民房的历史。而他本人1952年进京时住在北京万寿路一栋普通平房里，后来因工作需要搬到北海旁的一个小院里，房小屋旧，冬季漏风，夏季漏雨。房管部门要大修，他却说那要花很多钱，先简单维修一下即可。直到1957年才搬到一个条件好一些的院子里。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当时，黄克诚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彻底平反。对于自己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待遇，他从没有流露过一点不满和怨言。很多人为他鸣不平，然而他却坦然地说:“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个人在党内受点委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来，实在微不足道。在党的历史上，有一些好同志含冤死去， 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运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了吗? 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好心人提醒他，起码庐山会议后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要求予以恢复。他不以为然地说：“降低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
黄克诚对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却对平反别人的冤假错案不遗余力。长春市的一名医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政治上受歧视，级别、待遇长期受影响，精神上很压抑，无奈之下，他试着向黄克诚和中纪委写信申诉。黄克诚知道后，随即给这个医生所在的医院党委写信，责成他们认真复查处理，使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这名医生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一个普通医生的问题居然得到了黄克诚的关注，感激之余，他给黄克诚回了一封信，表示要加倍努力工作，同时寄了一筐苹果答谢黄克诚。黄克诚知道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回信告诉他，帮他解决问题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是应该的，现在问题得到落实，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就行了， 不必送礼。”他还嘱咐工作人员：“苹果要坚决退回去。”工作人员于是将那筐苹果寄放在商店里卖掉， 而后将钱寄给了那位医生。
1986年是黄克诚光辉一生的最后一个年头，重病缠身的他开始拒绝治疗和用药。不管医护人员和亲友怎么劝说，他就是坚持不吃任何药物，他说：“我已经不能为党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他反复强调：“我这样一个油尽灯枯的人，为人民做不了什么，为什么还要花费人民的钱财来治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医护人员只好强行为他注射、输氧。然而，他一旦清醒，就将身上的输液针头拔掉。一个战功卓著、把一生都奉献给国家和民族的共和国大将，却对自己严苛得似乎“不近人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还在想着为国家节约钱财。他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群众，唯独没有自己。
对妻子：约法三章
黄克诚参加革命前，父母给他包办了一桩婚事。婚后没几天，黄克诚便离开家乡去参加革命。不久，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言辞恳切地对她说，我是提着脑袋参加革命的，生死未卜，不想让你白等，你还是另嫁他人吧。妻子是个实在人，很快就改嫁了，后来生孩子时难产死了。为此，黄克诚深感愧疚，在晚年病重时还常提起这段往事，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一个人一生中总会有许多遗憾的事情。我这一辈子就对不起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前妻，真是对不起她呀!”
前妻改嫁后，黄克诚单身了很多年。1941年，经阜宁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撮合，39岁的黄克诚和来自山东的23岁女大学生唐棣华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摆喜宴，只向几个好朋友打声招呼，就算结婚了。婚房是简陋的临时住房，连个大红喜字也没贴，床上摆着破旧的军用被褥。
新婚夜，黄克诚就和新娘唐棣华 “约法三章”，他一脸严肃地说：“我们就要共同生活了，有些问题需要郑重地讲清楚。第一条，我们都是共产党员，都得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因为婚姻的利益而妨碍党的利益，不能因为私人的利益而损害党的利益;第二条，我所处的工作岗位重要，你不能因为要求男女平等而让我迁就你，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比你的重要;第三条，我这里有军队的一些文件，还要经常找人谈话，你不得打听你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唐棣华觉得第一、第三条都好接受，唯有这第二条多少有些大男子主义的味道。虽然当时有些不乐意，但她很快便想通了。婚后第二天，唐棣华就到阜宁县修筑海堤的工地上参加劳动了。她曾说过：“战争环境，他不苛求我，我也不苛求他。”对黄克诚的敬爱之情溢于言表。
唐棣华的父亲是当年汉口的大鸦片贩子、大汉奸，全国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逮捕和关押。1952年春夏之交，中南局决定对其执行枪决。唐棣华知道这一消息后，只是暗自伤心，却没有要求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丈夫去求情。在临近执行枪决的前两天，黄克诚来到负责此案的高文华家，对他说：“中南局已经决定要将唐某枪毙，我准备叫唐棣华同志去汉口见其父亲最后一面。不管怎样，毕竟是生身之父嘛，临死时去会个面，你看可以吗?”高文华连声说：“应该，应该，这也是人之常情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黄克诚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原则，态度坚决，而为人的感情却是很细腻的。
1954年，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按规定， 唐棣华与孩子可以享受相应的生活待遇。唐棣华却说:“我们一直是普普通通的人，孩子们将来也一定是要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我只有一个想法， 不管将来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保证孩子们接受高等教育。”
对子女：不许沾光
黄克诚40多岁才有了孩子，舐犊情深较之常人更甚，但是他对子女要求却十分严格，曾给子女们立过许多家规：“你们要学革命，不要学世故。千万不可不学革命，却把世故学会了。”“你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我的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小汽车是国家配给我办公用的，不能私用。”
“文化大革命”期间， 黄克诚被关押了8年零9个月，长期断绝了与家人的联系， 直到1972年才被允许与家人见面。当5年不见的儿女获准来监狱探望他时， 已过古稀之年的他，见到孩子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告诫他们要好好学习马列著作， 并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当孩子们关切地问他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时， 他只是淡淡地说“过得很好”。随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讲他当年的革命、工作和学习经历， 并不无遗憾地说起他的一些未及实现的、为国为民办实事的美好设想……他说得激情满怀、神采飞扬， 仿佛他不是在坐牢，而是在讲坛上发表演说、作报告。
小女儿黄梅回忆说：“父亲和母亲用一种信仰的力量规范自己的言行，律己和治家一向是比较严格的。我们家的衣食住行，除了住房由公家安排，住得比较宽敞外，其他的都很简单。我们兄妹小时候穿的衣服多由外婆亲手缝制。家里还种了几棵刀豆、几棵南瓜。一段时间，吃菜经常是豆荚、南瓜，南瓜、豆荚，把人都吃烦了。公家给父亲配备的小车，孩子们是极少能坐的。我年幼时多病，常常是叫辆三轮车去看病。我还记得雨天里发着烧，坐在挂着油帘子的三轮车里往医院赶的情景。”
1980年春，小儿子黄晴结婚时，社会上盛行婚嫁讲排场、摆阔气之风， 无论大小城市，都是用小轿车迎亲。于是，工作人员请求黄克诚破一次戒——允许黄晴用专车接新娘。黄克诚断然拒绝，他说:“这个戒不能开。年纪轻轻的，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都可以来嘛， 为什么要开着小车抖威风?”于是，黄晴真的用自行车把新娘接了回来。同时，既不请客，也不收礼，全家和工作人员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把喜事办了。在谈到父亲的言传身教时，黄晴说:“父亲谈话不搬用名词， 不故弄玄虚， 他总是从丰富的阅历中提取一些有教益的事实开导人， 使人感到一种历史和经验的厚度。父亲曾说：‘我赞成你们做一件事就要钻进去，搞到底，这样才能搞出点名堂;患得患失，受不得冷遇， 不坐冷板凳， 就什么事也做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