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空中怪车,贵阳市空中怪车事件】由27军事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
作为中国UFO三大悬案，河北飞人事件、黑龙江孟兆国事件都基于当事人主观讲述的经历，只有“空中怪车”有现场可考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康正 | 贵阳、贵定报道
胡其国真的老了。
在雨季行将结束这段时间，呆在贵定县城老家的他，已经扛不住外面空气中渐渐泛上来的寒气。家人给他一楼的房间生了炉子，房门和窗子都关得严严实实，他还是要把轮椅尽量滑到炉子跟前。
严重的高血压和其他疾病，正在慢慢啮噬他的记忆，反应也越来越迟钝。有时候，《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他“空中怪车”的事，他会慈祥地看着你，却不知道从哪一句说起。
当一旁陪他的儿子跟记者感叹：“很多人都说他不务正业，其实他的思想真可谓天马行空呐!”这时候，胡其国会稍稍从轮椅中坐起来一点，脸上满满的笑容，烂漫极了。
50多岁的胡其国，是中国的“骨灰级”UFO迷，也是17年前那起发生在贵阳城北的“空中怪车”事件的民间独立调查者。这一事件，后来被央视科教频道《走近科学》列为中国UFO三大悬案之一。
林场飞来“空中怪车”
1994年12月1日，整个贵阳城都沸腾了。
这一天起，在贵阳市中心到城北都溪林场的道路上，前去参观“空中怪车”的贵阳市民络绎不绝。
“人越来越多，林场就开始卖门票。”都溪林场工会主席赵洪碧日前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卖票大约持续了1年时间，“3元一张，一天要卖好几千块呢。”
从贵阳市中心到都溪林场有近20公里路程，如今通行仍要靠多次换乘城市公交和农村公交才能实现，一趟下来尚需近两个小时。这日均几千人的流量放在17年前的贵阳，其盛况不难想见。
赵洪碧在都溪林场干了30年，至今手头还留有一批门票原件。这些已经开始发黄的门票，以“空中怪车”现场图片为背景，命名为“都溪林场特种灾害科研现场”。
这的确是一次匪夷所思的“特种灾害”。一夜之间，都溪林场的数千棵马尾松瞬间被拦腰折断，断树几乎向同一个方向倒去，却都留下了1.5米~2米高的树桩兀自直立。
赵洪碧第二天早上去上班，赶紧和同事一起去现场看。除了齐刷刷断折在眼前的松林让她震惊，至今让她记忆犹新的是，林场里面一家砂石场的铁簸箕居然飞到10多米外的松树梢上挂起。
2011年11月7日上午，《瞭望东方周刊》在保留下来的灾害现场看到，这些树桩大都有一般常见的电线杆粗细。赵洪碧讲，松树原本有20多米高，像这样高的大树被拦腰折断的，在林场共有4个区域，总面积逾400亩。
《贵阳晚报》率先介入对这起灾害的全面调查，并在1994年12月发表的报道中首次使用“空中怪车”的说法。此后10多年，国内外媒体对于“空中怪车”事件的科学探访几无间断，灾害那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被尽可能多地还原。
从各种信息来看，“空中怪车”此次短暂现身大致呈现如下情形：1994年12月1日凌晨3时30分左右，都溪林场守夜工人、附近多位居民都听到巨大的类似蒸汽火车发出的轰鸣声，有人看见两道超强的黄色光芒射向东北方向，随后光线和声音渐行渐远直至消失，第二天，人们在林场看到前述灾害现场的情景。
2005年，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走近科学》栏目播放3集专题片《寻迹“空中怪车”》，一一呈现了目击者、亲历者、调查者的讲述，以及包括中科院、北京天文馆在内众多专家对于地外文明的分析、质疑和想象。2011年8月，央视科教频道《奥秘》栏目再度播放了《寻找“空中怪车”》。
实际上，《寻迹“空中怪车”》专题只是央视大型系列策划《中国UFO悬案调查》中的一个案例，另外两个案例分别是“河北飞人事件”和“黑龙江孟兆国事件”，它们合称中国UFO三大悬案。
一个“不务正业”的UFO迷
胡其国是最早一批前往都溪林场“看稀奇”的市民，他的人生从此改变走向。他彼时才40出头，充满了对地外文明无穷无尽的想象。在这之后10多年间，他倾尽家财和精力研究“空中怪车”，一直到病魔把他推倒在轮椅上。
胡其国是中国第一批UFO迷。他和那一代大多数UFO迷的经历一样，在上世纪80年代初看到了《飞碟探索》这本杂志，从此对UFO世界如痴如狂。而中国开启UFO探索之门始于1978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沈恒炎的文章《UFO---一个不解的世界之谜》。
“我才5岁多，他就带着我坐火车去大连参加UFO研讨会，以后但凡哪里有这方面的会，有类似的现场，不管多远，他都自掏腰包去。”儿子胡世卿告诉《瞭望东方周刊》，那时候母亲一个人在贵定县城开百货公司，父亲常常拿百货公司赚的钱来贴补他的UFO爱好。
1987年，胡其国与贵州的一批UFO爱好者正式成立贵州UFO研究会，研究会挂靠在贵州科学院新技术研究所，他任研究会秘书长。所以，胡其国在1994年介入“空中怪车”事件调查时，已经有了秘书长这一重身份。
大部分调查工作都是胡其国独立完成的。“他这些年调查研究‘空中怪车’，以及前后到全国各地开会的差旅费，估计花了近百万元。”胡世卿说完这句话，一旁的胡其国连忙说，应该只花了几十万吧。
胡其国出身中医世家，家里在医药这一摊事务上还有一笔不小的收入，但他一心只扑在UFO上。儿子胡世卿不得不在20岁就挑起家里经营的重担。胡世卿说：“当时家里也觉得他不务正业，怎么成天都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
背着家人和朋友的不理解，胡其国却在调研“空中怪车”的事情上忙得不亦乐乎。他一一走访目击者，并把数十位目击者的讲述记录下来。到2005年，10年中他调查掌握的一手资料已形成数万字的文本。
而胡其国埋头“空中怪车”调查的这10多年，恰好是中国UFO民间探索日渐走下坡路的阶段。他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谈论UFO的人也越来越少，在他生病之前，贵州UFO研究会就已濒临解散，他病后，这个UFO爱好者的大本营也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胡其国至今还在订阅《飞碟探索》杂志，他把这些杂志放在炉子边上，顺手就能拿到。只有这个时候，他的世界才超越了轮椅，超越了低矮的天花板，尽情遨游在地外文明的探索空间。而这本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UFO迷的老牌科普杂志，销量已从鼎盛时期一年发行30万册，下滑到如今每年4万册。
本刊记者问胡其国，在外人看来，你这么多年下来一无所获，后悔吗?胡其国几乎没有犹豫，他说不后悔。
“空中怪车”招商搁浅
很难说胡其国这样不着边际的想象力，对他自己而言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他曾经在贵州实践过相当超前的商业事业，其中表现出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一个铁杆UFO迷的功力。
1988年，胡其国与贵州几位朋友办起了贵州通用航空公司。胡世卿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在省政府门前剪了彩，开通了“贵阳---桂林”、“贵阳---习水”两条航线，“飞机已经租好了，连机票都印出来了。”
贵州通用航空公司因为试航时出现多方面问题而迅速夭折，在外并无名气，但的确见于当时有关航空部门的文件表述中。而现在一般公认的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是奥凯航空，它的成立运营已经是2004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胡其国和他一帮朋友是创办中国民营航空公司的先行者。
这也因此把贵州省推到了开创中国民营通用航空业务第一省的位置上。2007年，上海、山东这些东部省份才分别推出自己的首家民营通用航空公司。而贵阳市政府最近一次重提“着手推进通用航空市场的发展工作”，则是2011年10月，一个动因是“贵阳大交通规划”。
就像UFO激发了胡其国的商业想象力一样，“空中怪车”也激发了贵阳市民无穷无尽的想象。2005年，时为贵州省政协委员的余明惠向贵阳市政府提出了《借贵阳都溪林场奇观，打造贵州旅游品牌》的提案。
朱超现任贵阳市白云区委办公室副主任，2005年前后，他正在区委宣传部，具体组织了“空中怪车”事件的推介工作。他此次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当时区委、区政府召集全区8家职能部门召开UFO研究基地建设分工会议，“目标是要打造中国UFO‘空中怪车’旅游、科普品牌。”
这是一项充满文化创意的政府工作。政府的计划一是要修复“空中怪车”遗址，同时推进UFO研究基地建设，在为全国各地UFO爱好者及科研人员提供研究及交流场所的同时，实际上也就把中国UFO的研究高地落在了贵州。
朱超也认为，作为中国UFO三大悬案，河北飞人事件、黑龙江孟兆国事件都基于当事人主观讲述的经历，而只有“空中怪车”有现场可考，因此最有资本把遗址保护建设起来，“人们来了有东西可看。”
这项工作一度由白云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挂帅”，实行8家职能部门“一把手”负责制，并同步开启了督办机制。随后，在政府方面制定出详细的项目规划后，开始招商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从当时的一些报道看，招商工作颇为顺利。2005年12月，有报道称某台商与白云区有关部门签订“1.6亿元人民币建UFO宇宙科学主题科普基地的意向性协议”。
但这个招商计划最终搁浅。《瞭望东方周刊》问朱超，是不是投资商更看中这一片林场的地理位置，想在这里做地产。朱超仅表示：“总之是他的一些项目不符合那个地方，要开发那一块但绝对不能破坏那一片的森林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