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坏的只是少数。……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我想到这，我就难过。我若不说，我要犯罪。
“大闹怀仁堂”事件后,周恩来对政治局委员谭震林等的抗争态度如何？他是赞同的、支持的。这个态度，在他的三个讲话中表明得最为充分。这三个讲话是：1967年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时的讲话；2月18日接见国防工业口群众组织代表时的讲话。
这三个讲话，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周恩来提出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不能夺，只能监督业务。当时，财政部一名副部长一再违反命令，要和造反派一起夺财政部的权，李先念再三劝阻仍不听从，又出席了不许他出席的周恩来、李先念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周恩来在2月17日接见财贸口群众组织代表的会议上，当众下令逮捕。周恩来明确宣布：
财政业务大权只能监督，不能夺。
财政、外交、公安的权不能夺。中央的党权、政权、军权都是大权，政权里的有财权等，这些权不能夺。
对中央各部门，只应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这已经做了，对业务只能是监督，不能超过这个界限。业务大权都是中央直接管的，中央的大权怎么能夺呢？中央的、党的领导权，是毛主席的，怎么能夺呢？政府大权如外交、财政、公安、国防、经济大权怎么能夺？
你们不能搞到中央头上来，不能把党、政发号施令大权都夺过去，要有界限。中央各部夺权，凡是未经中央同意的，不能算数。
第二，国务院各部，党组要恢复，不能叫党委靠边站。周恩来指出：
群众解散了党组，党组可以由群众宣布解散吗？党组还得恢复。商业部还是姚依林，通缉令取消，要道歉，也要好好检查，不然要走到反面。工交系统，他们那样做法，我们不同意。……你们只能监督，不能领导。责任还是部长、司局长负。党组织权要恢复，监督业务不能过分。部党委上边还有中央，不能叫党委靠边站。
三次讲话最突出的内容是保护老干部，反对打倒一切。周恩来讲到三个方面：第一，十七年来成绩是主流。他说：要看到十七年还是毛主席的红线起主导作用，这是主流。谁否认了这一点，就否定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条红线和取得的伟大成绩。第二，要保护领导干部。他说：
不能说，中央各部都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中央每个部不是都必然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况且各人所犯错误有轻重的不同，也有根本没沾边的。只要作一两次认真的检查就行了。……一般地说，路线问题检查一下就行了。
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同志被你们斗了一个月，工作不能进行，几千个援助项目要处理，这样斗怎么行呢？我很难过，逼得我下命令叫方毅同志休息。
对吴波，你们就是因为一个桃园大队的问题非要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结论中央做嘛！
《红旗》第3期社论第三段是毛主席加的，怎么可以三、四十年的老干部都不要啦！他们都不好？！姚依林是我叫他到中南海休息的，你们对他下通缉令，就是对中央下通缉令！通缉姚依林，就是通缉我了。
现在对干部一斗就是十几天，连续不放。张霖之的死，我心里不安。斗了四十多天，突然死了！这人有他的长处。康世恩、段君毅、王磊等人是我下命令要回来的。怎么能这一次把这么多老干部去掉！外边有许多标语，都不是中央同意的。除党中央宣布停职反省外，一个也不能扣留。
第三，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周恩来愤慨地说：
关于对干部的斗争，不能这样斗。一斗几十天、十几天，业务耽误了，身体也摧残了。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他们。你们不说什么，我们看了心里不忍。老干部都这么对待，他们不能没有情绪。……1935年以前是“无情打击，残酷斗令”。现在，戴高帽子，祛黑牌子，喷气式照出相来，还有什么“百丑图”，中央看了很不安。老干部是党的财富，坏的只是少数。……你们当了政，下一代也这么对待你们行吗？这是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我想到这，我就难过。我若不说，我要犯罪。
现在斗争方式已发展到如此：打人、挂牌、游街。这不是毛主席的作风，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如果不告诉同志们，这样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我们对溥仪没有用刑，把他改造了。把末代皇帝改造了，这是毛泽东思想时代的奇迹。为什么对自己的同志用这种方式呢？这是不好的作风，不能让年轻人也这样做。在北京三座门，有的人把照片、漫画贴在街上，马上传到香港、东京、英斯科，传到世界，对国家有什么好处！三座门贴的低级的大字报，我不愿意看。……街上标语是“砸烂XXX狗头”，什么狗头？是人头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