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完成任务的粟裕一到刘英处，立即被捕。罪名有十七条，第一条是伙同叶飞、黄道攻击刘英，分裂省委；第二条是“私放叶飞”（注释）。
经过一周的反复思考，粟裕从全局着想，否认了第一条，但对其他罪名做了违心的检讨。刘英见目的达到，军事上又少不了粟裕，这才放他过关。
此后，粟裕和刘英分开活动。他们之间相互心存戒备，必须会合时，也各自带着武装，不敢同住一个房间。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他们及叶飞才冰释前嫌，重新握手言欢，并肩战斗，叶飞更是长期归粟裕指挥南征北战。
198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叶飞开始撰写回忆录。此时，刘英早已于1942年5月牺牲，粟裕几年前也溘然离世，是不是把与自己多年的上级粟裕有关的“南阳事件”写进去，他有些犹豫，便找到老战友王必成商量。
王必成没有正面谈看法，却讲了一个故事：
“1962年粟总在上海治病。大病初愈，陶勇建议出去活动一下，就安排了韩先楚、王建安陪粟总一起去打野兔。一到目的地，果然有一群野兔，韩先楚眼疾手快，举枪就射，打中一只。其余的野兔，四处惊逃。粟老总随手一枪，把逃得最快的一只大公兔打死了……而其他人，包括我、陶勇、王建安以及自己赶来参加活动的许世友，都没有击中目标。”（注释）
王必成说完，看了看叶飞。显然，他是告诉叶飞，当年，粟总真要杀你，你逃得了吗？
随后，王必成回忆说：“当年我和陶勇一起问过粟总这件事，粟总说：‘我是受害者又是执行者。问题是刘英同志已经英勇牺牲了，再要把这件事说清楚，难免有诿过于故人之嫌啊，不说了吧。’不过粟总在成立新四军和整风时，两度把这件事向组织作了如实汇报。”（注释）
这一事件与当年彭德怀率红五军奉命错杀大名鼎鼎的井冈山功臣王佐、袁文才，甚至连其亲友也未放过，以及“富田事变”中林彪与彭德怀奉命分别率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包围扣押红20军，处死多数副排长以上干部相比仅能算区区小事，但叶飞认为“有责任对闽浙临时省委当时那段极不正常的党内斗争作出如实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