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怎么死的,历史上真的有阮籍这个人吗？】由27军事网小编为您收集整理：
阮籍“命世大贤”
“膏火自煎熬，多才为患害(注)”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屈原《渔父》
在竹林七贤中，惟一可与嵇康比肩媲美的就是被视为“命世大贤”(靳于中《阮嗣宗诗序》)“芳馨百代，领袖诸贤”(李京《重建阮嗣宗庙碑》)的阮籍。
提到阮籍，自然就使我想起了酒。
悲剧哲学家尼采这样说到：“艺术家不应当按照本来的面目看事物，而应看得更幸福，更单纯，更强健，为此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就必须有一种朝气与春意，有一种常驻的酒意。”(《悲剧的诞生》)
《晋书·阮籍传》对此有颇为生动的说明：
籍本有济世之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时事，遂酣饮为常。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其可否而致其罪，皆以醉获免!
也许正是因了酒，狄俄尼索斯的癫狂是否就是阮籍的真实写照呢?也许正像狄俄尼索斯一样，阮籍的醉酒会不会另有他最为癫狂的含义呢?
有别于对嵇康的肯定，历史之于阮籍多有争论。
史家对阮籍最为深恶痛绝的“罪状”有两点：一、阮籍撰写了《为郑冲劝晋王笺》;二、因有废立定策之功而封侯，后秉承司马昭之命沦为间谍(定策间谍之事见《魏志·高贵乡公纪》)。叶梦得说：“(阮籍)应为公卿作《劝进表》，若论于嵇康，自应杖死。”
历史总是以主流的姿态来盖棺定论，而从不问其源发的究竟!
黄侃在《咏怀诗补注·自序》中这样告诉我：
阮公深通玄理，妙物达情，咏怀之作，故得包罗万象……。迹其痛哭穷路，沉醉连旬，盖已等南郭之仰天，类子舆之鉴井，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故发于诗歌。
阮籍为人在“竹林七贤”中最为复杂，心理状态也最为微妙。不像嵇康性格“峻切”惨遭横死，也不像山涛、王戎和向秀投靠了司马氏做了大官。他不隐不仕，又隐又仕，官也做，但又不是真做而是敷衍了事。谨小慎微，屈己成人，比之嵇中散可谓深得“全身远祸”之三昧。
这是历史的障眼法!
魏晋时期，正是名教儒学与老庄玄学相互辩难与分合的时代，竹林七贤大多信奉玄学。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到：“他们以宇宙的最高本体作为追求目标，希望自我与本体合而为一，得到某种境界，用来安身立命与苦难的现实相对抗，他们追求的本体就是自然。”这也即是由嵇康所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从意识形态的范畴上说他们无疑是边缘者与异己者，因此，怀才不遇，醉心于山水之间，酣畅淋漓于杯中之物也就成了他们抒发个体情怀仅有的出路。“恨天低，大鹏展翅难高飞。”是不言而喻的，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凉心境呢?其实，“大哀在怀，非恒言所能尽”者，汉魏时代也并非阮籍一人。前有荀或，后有陶潜都是如此。生逢乱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是道家的一种“大悲无泪，大音稀声”的无奈，一种痛彻肺腑的酸楚，这又哪能是诟病之后人所能领会得来的呢?我深深地理解了他，这个惆怅不已的末路英雄!
纷乱与残酷的现实生活，迫使人必然作出两难的选择，要么沉默，要么抵抗。嵇康选择了后者，而阮籍则选择了前者。阮籍由儒入道，开始了追求一种庄子式的精神境界。“承命世之美，希达节之度”。疾病的折磨，生命的短促，政治的阴谋，仕途的险恶构成了他生命里最大的忧患意识。“但怨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是其真实的写照。(《咏怀·三十三》)别无选择的他只能走回自己的内心世界，每日必饮，饮而必醉地“生活在别处”。
这里再讲一则关于阮籍喝酒的故事：
心性至孝。母终，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籍留以诀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及将葬，食一蒸盹，饮二斗酒，然后吟诀，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毁瘠骨立，殆至灭性。
